9.1古今的變異
我們翻看大型的四部目錄或者大圖書館的古籍卡片，也許會有這樣的印象：書名浩如煙海，想來必是歷代典籍的總匯。如果這總匯的意思是，戰國的著作加兩漢的著作加魏晉南北朝的著作……，那就錯了，因為我們現在有的全數古籍（公的、私的以及流到國外的），並不等於歷代有過的典籍相加的總和。不只不相等，而且差得非常多。所謂差，不只是量，還有質。以下分項說說這種情況。
9.1.1存佚
古物保存不容易，因為有多種原因使它毀壞以至消亡。以建築為例，阿房宮、銅雀台等不用說了，近的如暢春園，已經沒有痕迹，圓明園有痕迹，但少得可憐。與這類建築相比，書籍還是幸運的，經過歷代的天災人禍，就總的說，只是減少而沒有消亡。不過就個別的說，消亡的就太多了。過去人常說，十不存一，這像是誇大，其實，如果這是指中古（開始有刻本）以前，那就不是誇大，而是縮小了。中古以前，記錄我國書籍情況的最重要的書是《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我們看看就可以知道，前者記錄的，兩漢之際還有，後者記錄的，唐朝初年大部分還有（因為兼記錄梁、陳、齊、周四朝），可是現在怎麼樣？尤其《漢書·藝文志》著錄的，絕大部分沒有了。中古以前，書籍更難於保存，有多種原因。一是都要手抄，種數不多，尤其聲名差的，抄的人很少，常常成為孤本，很容易滅絕。二是時間長了，存儲的條件差，會漸漸由損傷殘缺而滅絕。三是經過多次天災和戰亂，每次都闖過，成為倖存者，很不容易。四是統治者有計畫地大批焚毀，如秦始皇焚書，梁元帝江陵失陷燒圖書十四萬卷，隋朝燒讖緯書，都是。五是存儲的人不能代代是讀書種子，有些很有價值的書不受重視，糊裡糊塗地扔掉了。中古以後，有了刻本，因為數量多了，情況好一些。可是又有了新的難於流傳的因素，是刻書容易，難免收不勝收，有些書未必沒有可取之點，只是因為得不到重視，日久天長，甚至時間不長，也就銷聲匿跡了。如鄭振鐸是用力搜集清人文集的，他在所著《劫中得書記》中說曾得八百多種，但有不少漢學家的文集還是找不到。清代尚且這樣，上推到宋元明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我們談到文言典籍，就所能有的全數說，如果用加法表示，應該是：戰國著作的殘餘加兩漢著作的殘餘加魏晉南北朝著作的殘餘……總之，與曾經存世的相比，只是星星點點罷了。
9.1.2真偽
上面第9.1節曾說，現存文言典籍的情況，還有質的問題。所謂質有問題，是現在有的，其中一些不是原裝，甚至是冒牌，因而不能有一個算一個。簡單說是有些書不真或不全真。《孟子·盡心下》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這是說，武王伐紂，他以為殷人應該不抵抗，《武成》篇說戰爭很激烈，所記不實。王充《論衡》有《書虛篇》，說「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所以不可信。所記不實，不可信，是所寫與事實有出入，幾乎可以說一切著作都難免。這裡說的不真是另外一回事，是張三作的硬說是李四作的。這絕大多數是後代人的作品冒充前代人的作品，通稱為作偽，所作為偽書。書的真偽問題，尤其古代的，很複雜，因為年代遠，本身模糊，文獻不足，參與爭論的人見仁見智，常常是難於取得定論。最典型的例是《尚書》，由漢朝起就有今古文之爭，一直爭到清朝，閻若璩作了《尚書古文疏證》，辨析細，證據多，古文部分不真才像是成為定論，可是其後，《尚書》還是整體地被人奉為經典。還不只《尚書》，唐宋以來，辨偽風氣越來越盛，由明胡應麟《四部正訛》、清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到近人顧頡剛等編的《古史辨》，等等，提疑點，找矛盾，幾乎一切早期的典籍都入了網羅，出現了漏洞。漏洞有大的，是全不真，如《竹書紀年》（原為戰國時魏國史書，晉初出土，佚，宋以後人偽作）和《雜事秘辛》（明楊慎假託漢人作）；有小的，是部分不真，如《莊子》雜篇《讓王》《盜跖》等四篇，一般承認是偽作，《韓非子》前兩篇《初見秦》和《存韓》也是這樣，一般認為不是韓非所作。還有一種情況，是書的內容頗有可取，只是究竟為何人所偽托，卻不能十分清楚，如《列子》（舊題列禦寇撰）和《西京雜記》（一說劉歆作）就是這樣。此外，還有陰錯陽差的情況，如酈道元為《水經》作注，引書很多，有時述明出處，也常常不提出處，後代人讀《水經注》，碰到是引文而不述明出處的，如大家都熟悉的《三峽》（引自盛弘之《荊州記》），就以為一定是作者的手筆，其實不是，這不是作者有意作偽，而是疏忽。另一種陰錯陽差是張冠李戴，如歐陽修的詞集（書名不一）里收了一些馮延巳《陽春集》里的作品，這不是盜竊，是後代編書人疏忽。作偽，一般是在先秦、兩漢下功夫，因為書以古為貴。但也有較晚的，如《南渡錄》假託南宋初年的辛棄疾，《心史》假託南宋末年的鄭思肖就是。讀文言典籍，真偽問題非常複雜，確定真偽不容易，確定為偽作以後，評定其史料價值也不很容易，這牽涉到辨偽的專業知識，不宜於多說。這裡只是想說明，就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文言典籍的一點點殘餘，由貨真價實方面要求，還不能不打些折扣。
9.1.3正變
正，指著作的本來面目；變，指著作或多或少有了改動，不是本來面目。以《論語》為例，戰國時期曾經定稿，其後歷代受到尊重，抄，刻，讀，研究，應該說是受到稀有的愛護，可是漢人傳授，不同的家數，字句不盡相同，可證是有了改動；並且，如《鄉黨》篇的「色斯舉矣」，意義不明，有人推斷「色」是錯字，更可證今傳本已經不是本來面目。保存最完好的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幾乎可以說，時間不很近的著作，世間流通的，沒有一種是定稿時的本來面目。其實，就是相當近的，如《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曾有定稿的手寫本（只發現半部），與青柯亭刻本對勘，文字不盡同，這顯然是刻書人作了改動。能夠維持本來面目的大概只有稿本（現在有影印辦法，不難看到）和作者自刻本，可惜為數不多。傳世本不能維持本來面目，情況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殘缺，二是改動。原因也可以相應地分為兩類。殘缺是來自各種變故，上面第9.1.1節曾經談到。改動的情況比較複雜。一種是想恢複本來面目的改，就是校勘。因校勘而改，有可能改對了，但也有可能改錯了。一種是傳抄的改。有刻本以前的著作，靠抄寫流傳。抄，低手可能略識之無，最容易認亥為豕，因而不能不錯；高手有高手的毛病，有時會隨己意修改，甚至化繁為簡。其結果是傳抄次數越多，距離本來面目越遠。有了刻印辦法，情況會好一些，但一再翻刻，也會出現校勘和傳抄那樣的問題（明朝人刻書常常任意刪改），因而也就難於保存本來面目。
變動大小，一般說是由時間和書的性質決定。就時間說，是越古越厲害，有了刻本以後，尤其到明清，情況就好多了。就書的性質說，是聲名小的比較厲害，地位高的，如正史、大名家的文集之類，情況就好得多。至於變動的情況，那是五花八門，一言難盡（詳見有些目錄的解題）。這裡想由重到輕，舉一點點例。一種是「輯佚」。原書早已散失，可是其他書，如《文選》注和《太平御覽》之類，常常引用它的語句，於是可以把這些都搜集來，編在一起，成為同名的一本書。清朝人喜歡做這個工作，如馬國翰有《玉函山房輯佚書》，收書六七百種之多，都是這樣拼湊的。當然，這樣輯成的書只是名同，與原書的實況是距離很遠的。一種是「殘缺」。這是原書還有，只是不全了。先秦兩漢著作，這種情況很多，如《管子》原為八十六篇，今傳本缺十篇；應劭《風俗通義》原為三十篇，今傳本只剩十篇。再一種為「錯亂」。如《老子》，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發現的帛書本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後，今傳本卻顛倒過來；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原來有正文有子注，後人連寫，把兩者混在一起，累得不少人在分辨，上費力量。還有一種是「改字」。改的幅度有大有小，這裡只說小的，如《論語·學而》「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舊抄卷子本有「道」字，今傳本沒有，可見是經過改動（多半是漏抄）；陶淵明《桃花源記》「欣然規往」，有的本子「規」作「親」，意思不對，顯然也是改動過的。還有一種特殊的改字是避諱，如唐高宗名李治，「治亂」要改為「理亂」，清康熙皇帝名玄燁，「玄鳥」要改為「元鳥」。此外，還有一種情況是「兩歧」。如王之渙《出塞》，通行本作「黃河遠上白雲間」，《樂府詩集》本作「黃沙直上白雲間」，南唐中主《攤破浣溪沙》中名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馬令《南唐書》上句作「細雨夢回清漏永」，都是可此可彼；但原作只能是一種，可見也是有了改動。這種種情況都表示，我們讀的文言典籍，雖然一般都標明作者，可是與作者原作總不能不有或大或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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