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文言形成的條件
文言，像其他事物一樣，長成或製成以後要具備某些條件，不這樣就是沒有定形。文言長成，定形，主要靠三個條件：一是有相當嚴格的統一的辭彙句法系統，二是這系統基本上不隨時間的移動而變化，三是這系統基本上不隨地域的不同而變化。
3.1.1重要條件是辭彙句法系統
關於辭彙句法系統，前面2.3.3節已經概括說過，這是一套幾乎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的表達習慣。表示某種意思，用什麼詞，組成什麼樣的句式，雖然容許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但這有如京劇旦角的服裝，可以穿青衣，也可以穿紅掛綠，卻絕不許穿生角、凈角的長袍。靈活性只能是系統之內的靈活性，或說是舊有的幾種表達習慣之中選擇一種表達習慣的靈活性。這系統或習慣，即使從形式和要點方面介紹個梗概，也非專書不可，這裡從略。
3.1.2系統不隨時間變
定形，我們可以比喻為固體；不定形，我們可以比喻為液體。液體，注入方器成方形，注入圓器成圓形；固體就不然，換個地方還是那樣。前面2.3.2節，我們曾說《史記》引《尚書》改字的情況，這是隨時間移動而變，也就是表示在《尚書》時期，文言還沒有定形。到春秋戰國之際就不然，《史記》引《論語》幾乎都是照抄。這大量地見於《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如見於《孔子世家》的：
（1）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2）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朱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見於《仲尼弟子列傳》的：
（3）德行，顛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4）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熟悉《四書》的人一見就會覺得面熟，這是因為在兩個時代穿的是同一套服裝。《論語》之外，《史記》照抄《左傳》《戰國策》等的地方更多，理由一樣，是時代變了而那一套辭彙句法系統沒有變。漢以後，情況仍是這樣，如大家都熟悉的范仲淹《岳陽樓記》，末尾說「微斯人，吾誰與歸」，顯然同《論語·憲問》的「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用的是相似的模式。晚到清朝還是這樣，鄭板橋寫家書，想到書生有了田，大為感奮，說「吾其長為農夫以沒世乎」，這同楊惲《報孫會宗書》的「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用的是相同的模式。這種種情況都可以證明，文言定形，成為系統，它就可以不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3.1.3系統不隨地域變
地域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們可以著重說戰國兩漢這一段。那時期說「中國」，等於後來說中原一帶，是漢民族活動的地區。漢民族自然是用漢語；其外是四夷如犬戎、匈奴等，自然要用各自的語言。專就漢語說，不同的地區，以今度古，一定有或大或小的差別。不管差別大小，如果其中一個，因為有地廣、人多、政治強、經濟富、文化高等優越性，就會產生通用語（古人稱為「常語」「通語」或「凡語」）和方言的差別。這種差別，古文獻中有明顯的反映。舉一點點例。《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注，雅言是「正言」；鄭注說得具體些，是「正言其音」。我們可以推斷，所謂雅言是用通用的語音讀，不用曲阜的家鄉話讀，等於現在蘇州人之用普通話教語文。《孟子》說楚大夫之子想學齊語，前面2.4.1節已經提到，我們也可以據此推斷，這是因為齊國屬於「中國」，楚國是「南蠻鴃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發音不雅正，所以要「棄其學而學焉」。楚國遠在「中國」之南，說話用楚方言，《楚辭》（難免經過通用語修潤）中還留有不少痕迹（可參看王泗原《離騷語文疏解》）。此外，這種語言差異的情況還大量地保留在字書里。如《爾雅》開頭，《釋詁》說：「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郭璞註：「……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又：「迄、臻、極、到、赴、來、吊、艐、格、戾、懷、摧、詹，至也。」郭璞註：「……詹、摧皆楚語方言云。」傳說揚雄也重視這種情況，著《方言》，記錄各地語言的差異，如開頭兩條說：「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狸，宋楚之間謂之倢，楚或謂之嫷，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這些文獻資料都表明，古代的口語是「多」。可是文言的系統是「一」，至少是大同小異的「一」。這「一」的所以能夠取得，是由於以通用語為主體，吸收一部分方言，放棄一部分方言，以築成書面語言的城池，就是現在所謂「文言」。這文言，骨子裡不免是四世同堂，不免是五方雜處，可是既然成為一體，我們就不大能看出它有什麼不調和、不穩定之處。事實也正是這樣。比如《詩經》的《風》是按地域分類的，齊處東偏，秦處西偏，而表現在文字上卻像是出自一家。其後，漢朝也是這樣，司馬相如是四川人，班固是陝西人，寫起賦來，用的是一個調調。再往後說，王士禛是山東人，朱彝尊是浙江人，口語一定相差很多，可是寫文章，作詩詞，用的也是一個調調。文言這個系統就是這樣，它定了形，就可以不隨地域的不同而變化。
3.2文言形成的因素
文言由不定形而趨向定形是個歷程，這歷程是書面語逐漸離開口語的歷程。順著歷程前行要有推動力，我們可以稱之為「因素」。
3.2.1漢字不隨口語變
最根本或最強有力的因素是「漢字」。前面1.2.2節說過，文字是用形狀表示聲音，語言是用聲音表示意義。以現代漢語為例，「再見」兩個字是直接表示聲音zàijiàn，間接表示向人告別的意義。不過文字和聲音的關係，各種文字不盡一樣。例如英語是拼音的，文字和聲音的關係是一心一意，或說某形狀表示某聲音是必然的，因而見其字可以知其音（假定熟悉拼寫規律）；或者從另一方面說，文字要照語音拼寫。雙字不是拼音的，文字和聲音的關係是三心二意，或說某形狀表示某聲音是或然的。這種特點表現在不同的方面。最突出的是見其字不能知其音（形聲字也是這樣，如「儀」不念「義」，「江」不念「工」）。其次，使用漢字，常常可以跳過聲音或至少是不怎麼理會聲音而直接觸及意義。例如看見字，尤其是數目多的同音字（有的多到上百），我們通常是因其形而辨其義。其三，還有更極端的情況。一種是誤讀其音，如把「對稱」讀成「對g」，把「齷wò齪chuò」讀成「wūcù」，可是理解得並不錯。另一種是不知其者，如人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對於某些字，就是記不準念什麼，可是意義卻清清楚楚。其四，也就因為形狀和聲音聯繫不緊，所以對於同一個字，異時異地可以用不同的音念它而不影響表意。如「一」「七」在中古是入聲字，我們現在念成陰平了；「滑稽」，舊注都說「滑」的音是gǔ，可是現在幾乎都念成huá稽了。不同的地域也是這樣。《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舐；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這是說，在六朝晚年，同一個字，南北的讀音可以不同。現在的情況是我們親見的，比如請一位福建人和一位山西人都讀杜甫《秋興八首》，說普通話的北京人聽了，會覺得兩個人的讀音差別很大，可是都不合規定。以上種種情況都表示，漢字與聲音的關係很鬆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狀表示意義的能力，也因而就可以不隨著口語移動，穩坐在原地，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文言。
3.2.2文趨精簡
文脫離口語，還不只是時間變動的結果；就是在同一個時期，寫到書面上的文也總是比口語精簡，縱使在早期，還不能說是分道揚鑣。這有很多原因。其一，口語是人人用的，這人人中有很多不通文墨的，他們說話經常不檢點，信口開河，因而專就表達方面說，就容易出現重複、拖沓甚至顛三倒四的情況。文是通文墨的人所寫，不容易出現重複、拖沓等毛病，所以即使照他的口語寫，也不會同於一般的口語，或說是總會成為比較乾淨的口語。其二，文，尤其比較典重的文，大多是經過斟酌甚至修潤的。如《論語·憲問》說：「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這結果，一些見於口語而可不用的聲音當然就削除了。其三，純粹記言的文字也總是化繁為簡。舉《史記》為例，周昌堅決反對漢高祖換太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