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真實到細節的故事。正是顧忌這位此處名為拉比耶的男人的妻兒，我之前未曾發表過這個故事，而在此我仍然小心翼翼地不道出這個男人的真實姓名。四十載歲月塵封了這段往事，如今大家已經老了，即使這些事實公之於眾，也不會像以往我們還年輕時那樣對他人造成傷害了。
不過，人們或許要問：為什麼在這裡發表一篇可以說純屬細枝末節的文字呢？那是可怕的個人經歷，令人驚恐失魂，但是僅此而已，它一直只是個人經歷，從來沒有進入文學的領地。那又怎樣呢？
在疑惑中，我寫下這篇文字。在疑惑中，我把它拿給我的朋友埃爾韋·勒馬松和揚·安德烈亞閱讀。他們認為應該將它發表出來，因為我描寫了拉比耶，描寫了他通過履行懲罰職能所臆想出的存在方式，他幻想著僅僅憑藉這種多數情況下替代倫理、哲學和道德的懲罰就可以為自己的存在正名，而這樣的懲罰並非只在警察局裡才發生。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上午，弗雷訥 監獄接待大廳。我來給我的丈夫送一件包裹，他在六月一日即六天前被捕。這時，警報驟響。德國人關上了門，把我們獨自留在接待廳里。這裡大約有十幾個人，彼此不說一句話。成群的飛機盤旋在巴黎上空，轟鳴聲震耳欲聾。我聽到有人對我低聲但卻很清晰地說：「他們今天早上六點登陸了。」我轉身一看，是個年輕人。我小聲叫道：「這不可能。別散布假消息。」年輕人說：「這是真的。」我們不相信年輕人。所有的人都哭了。警報停止了。德國人疏散了接待廳里的人群。今日禁收包裹。我一回到巴黎，剛踏上雷恩街街頭，就看到這樣一番景象：我周圍所有的臉都像瘋子一樣互相看著，面帶微笑。我攔住了一位年輕人，我問他：「這是真的嗎？」他說：「這是真的。」
食品包裹的收寄被sine die 擱置。我往弗雷訥監獄白跑了好幾趟。於是我決定通過柳林街爭取一張包裹許可證。我的一個女友是情報部的秘書，她幫我以她的上級之名給基弗醫生（福煦大街）打電話，以便得到獲取許可證的證明信。人們傳她過去了。基弗醫生的秘書接待了她，告訴她到柳林街老樓，找五樓的415E4辦公室。證明信隻字未提。我在柳林街等了好幾天。隊伍在人行道上排了有一百多米長。我們不是等著直接進入德國警局裡面，而是等著輪到我們進去的機會。三天。四天。只有在包裹許可證辦公室的秘書那裡我才有可能提到基弗醫生證明信的事情。我必須先到415辦公室去見某位埃爾曼先生。我等了整整一個上午，埃爾曼先生不在。隔壁辦公室的女秘書給了我一張字條，允許我第二天早上再來。這一次埃爾曼先生又不在，我又等了整整一上午。諾曼底登陸至今已經過去一個星期了，潰敗的情緒在德國警方的所在地蔓延。我的通行證中午就要到期了，可我卻怎麼也找不到前一天見到的那個女秘書。眼看我就要白白浪費二十多個小時辛苦等待換來的進展。我上前叫住一個路過走廊的高大男人，請求他一定想辦法幫我把通行證延期到晚上。他讓我向他出示證件。我遞給他。他說：「這可是迪潘街的案子啊。」
他說出了我丈夫的名字。他對我說逮捕我丈夫的人就是他。對我丈夫進行第一次審訊的人也是他。此人就是某先生，此處化名皮埃爾·拉比耶，是一名蓋世太保。
「您是他的親屬嗎？」
「我是他的妻子。」
「啊！……這是一件很麻煩的案子，您知道……」
我沒有向皮埃爾·拉比耶提出任何問題。他顯得彬彬有禮。親自更新了我的通行證以後，他告訴我埃爾曼明天會來。
第二天，我為了包裹許可證的事情來找埃爾曼，這時我又見到了拉比耶。我在走廊里等著，他從一扇門後面走出來。他的懷裡抱著一位臉色極其蒼白的女人，她陷入半昏厥的狀態，衣服全都濕透了。他沖我微微一笑，消失了。幾分鐘之後他又回來了，嘴角仍然掛著微笑。
「這麼說，您一直在等著？……」
我說這沒什麼。他又提起了迪潘街的案子。
「那裡就像一座真正的兵營……而且桌子上還擺著一張地圖……事情相當嚴重。」
他問了我一些問題。我是否知道我丈夫是抵抗運動的成員？我是否認識那些住在迪潘街上的人？我說我不大認識或者根本就不認識他們，我說我寫作，除此之外別的什麼都不關心。他對我說他知道這些，我的丈夫告訴過他。他說他甚至在逮捕我丈夫的時候在客廳的桌子上發現了我的兩本小說，他笑了一下，他連這兩本小說也都一齊拿走了。他不再向我提問了。他終於對我說出了實話，我不可能拿到包裹許可證，因為許可證被取消了。但還是有可能在德國預審官對犯人進行審訊的時候，通過預審官本人把包裹帶進去。
他說的德國預審官就是埃爾曼，這個我等了整整三天的人。他在接近傍晚的時候來了。我對他談到了拉比耶向我提議的辦法。他說我不能見我的丈夫，但是他會負責把包裹轉交給他和他的妹妹，我可以明天早上把包裹拿過來。走出埃爾曼的辦公室，我再次遇到了拉比耶。他微笑著寬慰我：我的丈夫不會被槍決，「雖然發現了那份企圖炸毀德國軍事設施的地圖，它和兩本小說一起放在客廳的桌子上，」他笑著說。
我生活在完全的與世隔絕中。唯一與外界的聯繫就是D每天早晨和傍晚打來的電話。
三周過去了。蓋世太保並沒有來搜查我的家。隨著形勢的變化，我們認為他們不會再來了。我要求重新投入工作，得到了批准。我們這個組織的領袖弗朗索瓦·莫爾朗需要一位聯絡員，他讓我接替前往圖盧茲的費里。我答應了。
七月第一個星期一上午十一點半，我應該讓迪蓬索（時任M.N.P.G.D. 駐瑞士代表）與戈達爾（戰俘部部長亨利·弗雷訥的辦公室主任）接上頭。我們要在聖日爾曼大街正對著議會的街角碰頭。我準時到達，找到迪蓬索。我走上前去與他攀談，我們談話的樣子輕鬆自然，抵抗運動的成員公開場合通常這樣掩飾自己。還不到五分鐘，我就聽見幾米遠的地方有人喊我：是皮埃爾·拉比耶。他一邊叫我一邊打著響指。他神情嚴峻。我想我們完蛋了。我對迪蓬索說：「是蓋世太保，我們完了。」我毫不猶豫地走向拉比耶。他沒有向我問好。
「您認出我了？」
「是的。」
「您在哪兒見過我？」
「在柳林街。」
或許拉比耶的出現是一個純粹的巧合，或許他就是來逮捕我們的。如果是後者，警察局的「輕11型」汽車此時就守在大樓的後面，我們想要逃脫已經太遲了。
我沖拉比耶笑了笑，對他說：「很高興見到您。我到柳林街路口找了您好幾次。我丈夫依然杳無音訊……」拉比耶嚴峻的神情頃刻消失了，但這並沒有使我放下心來。他顯得快活誠懇，他告訴我小姑子的消息，他見到她了，並且把埃爾曼負責的包裹轉交給了她。他沒有看見我的丈夫，但是他知道他的包裹已經送到。他還說了些什麼我一句也想不起來了。但是我記得這個場景：一方面，迪蓬索為了不失去我——「失去聯絡人」——待在原地沒動。另一方面，戈達爾到了，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奇蹟，他竟然沒有上前和我講話。我時時刻刻都在想像他把拉比耶當成了迪蓬索，然後走過來向我伸出手，可他沒這麼做。拉比耶和我，我們前後相隔五米被我的兩個同志夾在中間。這種經典的喜劇場面卻讓任何人都笑不出來。我至今還在思忖拉比耶當時怎能沒有注意到我的局促不安。我一定臉色鐵青。我把嘴閉得緊緊的，以免牙齒打戰。拉比耶好像並沒有看見，滔滔不絕地說了十分鐘。我沒有聽，什麼都聽不進去。看起來，他對什麼都無所謂。時間一點點流逝，我感到一線希望穿越了我的恐懼：我在和一個瘋子打交道。從日後拉比耶的行動看來，我的這種感覺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他說話的時候，有些人經過並且在我們旁邊停下來，比如比戈里女士和她的兒子，還有一些十年沒見的街坊鄰居。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們很快就走開了，大概是被我的表情變化嚇壞了。拉比耶對我說：「看來，您在這個街區認識不少人嘛」——後來，他經常會影射那一天我碰到那麼多熟人——接著他又說起話來。我聽到他說很快他就會有我丈夫的消息了。我立刻附和著他的意思，後來我也總是這樣做。我堅持要約個時間再見到他。他就定了當天晚上五點半在馬里尼大街的花園見面。我們分手了。我緩緩地走向迪蓬索，我對他說我不明白，蓋世太保的同僚應該躲在大樓後面才對。我還有同樣可怕的疑惑：無論如何我都想不明白，為什麼拉比耶要和我打招呼，為什麼他把我拖了這麼久。沒有人從大樓後面出來。我給迪蓬索指了指站在三米開外的男子，那就是他要接頭的人，戈達爾。我離開了，我完全不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也不知道沒有親自去提醒戈達爾一聲是否不那麼妥當。我沒有轉身回頭，徑直去了伽里瑪 的家，一下子癱倒在扶手椅里。當天晚上我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