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
尼古拉·雷尼耶
弗雷德里克·昂泰爾姆
在諾弗勒堡別墅的藍色壁櫥里，我又找到了這兩本日記。
我根本不記得寫過這些東西了。
我知道這是我的作品，是我把它寫出來的。我認出了我的筆跡，認出了我所敘述的細節。我眼前又出現了事情發生的地點、奧賽火車站，又看到那些往返奔波，但我回想不出我寫這本日記時的情景了。那是什麼時候、哪一年、什麼時辰、在哪所房子里？我一概不記得了。
顯然，很難想像這些文字是在我等待羅貝爾·L的時候寫的。
我怎麼會寫出這些東西來呢？我至今也不知道該如何為之定性，而重讀之後又讓我驚駭異常。我又怎會將這篇手稿長期地遺棄在冬季常常被水淹沒的鄉間別墅中呢？
《女巫》雜誌向我要一篇青年時期的作品，這才使我第一次想到它。
《痛苦》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經歷之一。說它是「寫作」未免不太合適。當時我看到的，是整頁整頁極其規範靜謐的細小字體，也是我不敢再觸碰的極度紊亂的思想和情感。在它面前，文學令我羞愧。
四月。
壁爐前面有電話機，它就在我身邊。右側是客廳的門和走廊，走廊的盡頭是大門。他大概會直接回來，會按門鈴：「誰呀？」「是我。」他也許會一回來就在接待站打電話：「我回來了，我正在呂特西亞旅館辦手續。」事先不會有預兆。他會打電話的，他會回來的，這種事是可能的。他還是會死裡逃生的。他不屬於特殊情況，他沒有什麼特殊理由不回來，也沒有什麼理由一定回來。他可能會回來。他會按門鈴：「誰呀？」「是我。」類似的事情屢見不鮮。他們終於渡過了萊茵河。阿夫朗什 的防禦工事終於被攻克了。他們終於撤退了。我終於活到了戰爭結束。我應該心裡有數：他要是回來的話，也沒有什麼奇怪的，這很正常。應該注意別把這件事看得異乎尋常。我應該理性面對：我在等著應該回來的羅貝爾·L。
電話響了：「喂，有消息嗎？」我需要對自己說電話也可作此用途。不要掛斷，應該接聽。不要喊叫別打擾我。「毫無消息。」「一點兒都沒有？沒有任何跡象？」「沒有。」「你知道貝爾森 已經被解放了？是的，昨天下午……」「我知道。」沉默。我還要再問一次嗎？是的，我問她：「你是怎麼看的？我開始感到不安了。」沉默。「別泄氣，堅持下去，不僅僅你一個人，我認識一位四個孩子的母親……」「我知道，很抱歉，我該出去了，再見。」我放下電話，原地不動，不該活動太多，那是浪費精力，還是積蓄力量應對磨難吧。
她說了：「你知道貝爾森解放了嗎？」其實，我並不知道。又一個集中營被解放了。她說了：「昨天下午。」人員名單明天一早就到，這點她沒有說，但我知道。應該下樓，買報，閱讀名單。不行，我感到太陽穴跳動得越來越厲害。不行，我不能去讀名單。首先，讀名單的方法我試用了三個星期，這方法不合適。另外，名單越多，公布的名單越多，上面出現的名字也就越來越少。名單會一直公布下去的。如果是我讀名單，他的名字就永遠不會在上面。該動一動了。站起身來，走兩步挪到窗前。醫學院在那兒，一如既往。過路的行人也一如既往，當我得知他永遠也回不來的時候，他們還會在那裡行走，一如既往。死亡通知書。最近已經開始通知了。有人按門鈴：「誰？」「區政府社會福利員。」太陽穴不停地跳動，我應該讓它停下來。他已經死去的念頭纏繞著我，敲擊著我的太陽穴。不會錯的。讓太陽穴停止跳動，讓心臟也停止跳動，讓心平靜下來，它是不會自行平靜的，應該幫助它平靜下來。理智在逃遁，在逃離大腦，必須制止理智的越軌行為。我穿上外套，下樓。女門房在那裡：「您好，L太太。」她今天神情毫無異常。街道也一如既往。外面是四月天氣。
我在街上走著，猶如夢遊。雙手規矩地插在兜里，雙腿向前邁步。繞過報亭。繞過接待站。盟軍在各條戰線上挺進，幾天前這還是很了不起的事，現在卻沒有任何意義了。我不再看戰報了。一點兒用也沒有，反正他們將一直挺進下去。神秘納粹的真相將大白於世。四月，這將發生在四月。盟軍在德國境內挺進，柏林在燃燒。蘇聯紅軍在南線勢不可擋，德累斯頓 被攻下。每一條戰線都在向前推進。德國縮小到原來的版圖。萊茵河防線崩潰了，這是意料之中的。之後是這場戰爭的重要時刻：雷馬根 。事情是在這天之後發生的：在一個壕溝里，他頭俯在地上，雙腿扭曲，兩臂平伸，正在死去。他死了。布痕瓦爾德 集中營的屍骨中也有他的屍骨。整個歐洲天氣炎熱。在大道上，盟軍從他身旁走過，一路向前。他死在那裡三個星期了。就是這樣，這就是發生的事情，我對此深信不疑。我走得更快了。他的嘴大張著。那是夜晚。他死前曾想到我。痛苦如此劇烈，令人窒息，透不過氣來。它需要發泄的空間。街上行人太多，我真想走在廣闊的原野上，獨自一人。在臨死之前，他大概呼喚了我的名字。在德國所有的大道兩旁都有像他那樣橫卧的屍體。成千上萬，還有他。他既是這成千上萬人中的一員，對我來說，又與這成千上萬人有所不同，與他們完全不同，他是獨一無二的。人們在杳無音訊的情況下所能經歷的一切，我都正在經歷著。德國人最初讓這些人疏散，但到最後時刻還是殺了他們。戰爭是一個普遍事實，戰爭的必然結果——死亡也是普遍事實。他是念著我的名字死去的，他怎會念著別的名字呢？那些以普遍事實為生的人與我毫無共同之處。沒有任何人和我有共同之處。巴黎的街道上此刻有人在笑，主要是年輕人。我如今只有敵人。天晚了，我該回去等電話。他那邊現在也是晚上。壕溝里越來越暗，他的嘴現在隱入黑暗之中了。紅色的太陽在巴黎上空緩緩落下。六年的戰爭結束了。這是本世紀的大事件。納粹德國被摧毀了。他也被摧毀了，是在壕溝里。一切都結束了。我無法停下腳步。我像石頭一樣，又瘦又干。壕溝的一側是藝術橋上的欄杆、塞納河。確切地說，它們是在壕溝的右側。一片黑暗將它們與壕溝相隔。這個世界上什麼都不再屬於我，除了壕溝里的這具死屍。夜晚是紅色的。這是世界的末日。我無依無靠而死。簡單自然地死亡。我將結束生命。這對我無所謂，什麼時候死我都無所謂。了此一生，我再見不到他，再不用等他了。我會事先通知D：「最好是一死了之，你能指望我怎樣。」我會巧妙地使D認為我雖生猶死，以後，當死亡真正降臨時，對他就是一種解脫。我心裡就這樣盤算著。該回去了。D在等我。「沒有消息？」「沒有。」他不再問我身體如何，不再說你好。他只說：「沒有消息？」我說：「沒有。」我走過去坐在電話機旁邊，坐在長沙發上。我沉默著。D坐立不安。他不注視我的時候，顯得憂心忡忡。一個星期來他就在撒謊。我對他說：「給我說點什麼吧。」他不再說我精神失常，不再說我不該讓大家心神不安。現在他很勉強地說：「他沒有任何理由不像別人那樣回來。」他笑笑，他也很瘦，笑的時候面部綳得很緊。要不是D在我身旁，我想我會支持不住的。他每天都來，有時一天來兩次。他就待在那裡。他打開了客廳的燈，他待在這裡已經有一個小時了。現在大概是晚上九點多鐘，我們還沒有吃飯。
D坐得離我遠遠的。我望著黑色窗子外面的某一點。D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他沖我笑笑，但這不是真的。上個星期他還靠近我，拉著我的手說：「羅貝爾會回來的，我向你發誓。」現在我知道他在考慮也許不抱希望為好。有時我說：「對不起。」一個小時以後，我說：「怎麼會一點兒消息也沒有。」他說：「集中營里還有成千上萬的犯人，盟軍還沒有到那裡，你怎麼能指望有消息呢？」過了很久，我讓D向我發誓羅貝爾一定會回來。於是，D發誓說羅貝爾一定會從集中營回來。
我去廚房，去煮土豆。我待在那裡，前額靠著桌沿，閉上眼睛。D在房間里沒有一點兒動靜，只有煤氣的響聲。大概是深夜了。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消息是這樣的：兩個星期前，他死了。十五個夜晚，十五個白晝，屍體拋在壕溝里，腳掌朝天，身上是雨水、陽光和勝利的隊伍揚起的灰塵。他的手是張開的，他的每一隻手都比我的生命更寶貴。我熟悉這雙手。只有我如此熟悉它們。我叫了起來。客廳里響起了緩緩的腳步聲。D走過來。我肩上感到有一雙溫柔而鎮靜的手，它們把我的頭從桌上扶起來。我靠在D身上，說道：「真可怕。」「我知道，」D說。「不，你不可能知道。」「我知道，」D說，「振作起來，我們能挺住。」我可挺不住了。擁抱給人以寬慰，有時會讓人感到好受些。片刻之內，空氣不再令人窒息。我們坐下來吃飯。馬上我就想吐。這是他吃不到的麵包，他因吃不到而餓死。我希望D離開。我需要空間來承受磨難。D走了。我腳下的房間搖搖晃晃。我關了燈，走進卧室。我走得很慢，為的是爭取時間，別讓腦子裡的東西翻騰。如果不加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