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將它最重要的獎項頒發給世界文學，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事實，而是源於一個長久的傳統。事實上，正是那些偉大的猶太人，遠離他們的發源地，超越於民族主義激情之上，一直表現出對一個超越國界的歐洲的高度敏感，不是作為一塊領土的歐洲，而是作為一種文化的歐洲。即使非常不幸地，猶太人被歐洲傷透了心，卻仍然忠誠於這個國際性的歐洲，於是，以色列，這個猶太人終於重新找回了的小小祖國，在我眼中儼然成了歐洲真正的心臟，一顆奇特的、處於身體之外的心臟。
今天我帶著極大的激動，領取這一帶有耶路撒冷的名字以及這一偉大的猶太國際精神印記的獎項。我是作為小說家領取這一獎項的。我強調一下，小說家，我沒有說作家。小說家是一位（照福樓拜的說法）希望消失在他的作品後面的人。消失在他的作品後面，也就是說拒絕公眾人物的角色。這在今天並不容易。今天，任何略微有些重要性的東西都必須登上被大眾媒體照耀得讓人無可忍受的舞台，與福樓拜的意願相反，這些大眾媒體使作品消失在它的作者的形象後面。這種沒有人可以完全逃避的處境下，福樓拜的觀察讓我覺得幾乎是一種警告：小說家一旦扮演公眾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處於危險的境地，因為它可能被視為他的行為、他的宣言、他採取的立場的附庸。而小說家絕非任何人的代言人。並且我要將這個話說透：他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的代言人。當托爾斯泰寫下《安娜·卡列寧娜》初稿的時候，安娜是一個非常不可愛的女人，她悲劇性的結局是應該的，是她應得的下場。而小說的最後定稿則大不相同，但我不認為托爾斯泰在其間改變了他的道德觀，我覺得在寫作過程中，托爾斯泰聆聽了一種與他個人的道德信念不同的聲音。他聆聽了我願意稱之為小說的智慧的東西。所有真正的小說家都聆聽這一高於個人的智慧，因此偉大的小說總是比它們的作者聰明一些。那些比他們的作品更聰明的小說家應該改行。
但這一智慧到底是什麼？什麼是小說？有一句精彩的猶太諺語：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受到這一格言的啟發，我總愛想像弗朗索瓦·拉伯雷有一天聽到上帝的笑聲，就這樣孕育出第一部偉大的歐洲小說的想法。我喜歡想像小說的藝術是作為上帝笑聲的回聲而來到這世界上的。
可為什麼上帝看到思考的人會笑？那是因為人在思考，卻又抓不住真理。因為人越思考，一個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個人的思想相隔萬里。還有最後一點，那就是人永遠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樣。早在現代的黎明時期，在剛剛從中世紀走出的人身上，人的這一根本處境就顯示出來了：堂吉訶德思考，桑丘也思考，然而不但世界的真理，而且連他們自己自我的真理也找不到。最早的歐洲小說家看到並抓住了人的這一新處境，並在這一新處境之上建立起新的藝術，即小說的藝術。
弗朗索瓦·拉伯雷發明了許多新詞，這些新詞後來都進入了法語以及其他語言，似其中有一個詞被遺忘了，令人遺憾。就是agélaste這個詞；它是從希臘語來的，意思是：不會笑的人，沒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厭惡那些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他怕他們。他抱怨說那些人那麼「充滿惡意地反對他」，使他差一點停止寫作，而且永遠擱筆。
在小說家與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之間是不可能有和平的。那些人從未聽到過上帝的笑聲，堅信真理是清晰的，認為所有人都必須想同樣的事情，而且他們本人完全就是他們所想的那樣。但是，正是在失去對真理的確信以及與他人的一致的情況下，人才成為個體。小說是個體的想像天堂。在這一領地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掌握真理，既非安娜，也非卡列寧，但所有人都有被理解的權利，不管是安娜，還是卡列寧。
在《高康大和龐大固埃》的第三卷中，歐洲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小說人物巴奴日一直受到一個問題的困擾：他是否應該結婚？他向醫生、卜者、教授、詩人、哲學家請教，那些人一個個向他引述希波克拉底、亞里士多德、荷馬、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但聽了這些佔據了整卷書的龐大淵博的研究之後，巴奴日還是不知道他是否應該結婚。我們這些讀者也不知道。不過，我們從各個可能的角度探討了這位不知道是否應該結婚的人物既可笑又基本的處境。
所以，拉伯雷的淵博雖然無以復加，但跟笛卡爾的淵博意義不同。小說的智慧跟哲學的智慧不同。小說並非誕生於理論精神，而是誕生於幽默精神。歐洲的失敗之一就是從來都沒有理解最歐洲化的藝術——小說；既沒有理解它的精神，又沒有理解它巨大的知識與發現，也沒有理解它的歷史的自主性。從上帝的笑聲中獲得靈感的藝術從實質上看不從屬於意識形態的確定性，而是與這種確定性相矛盾。像帕涅羅珀一樣，小說家在夜裡拆掉那些神學家、哲學家和學者在前一天編成的織毯。
最近一段時期，人們習慣說十八世紀的壞話，甚至有了這樣的成見：俄國極權制度造成的不幸是歐洲的作為，其罪魁尤其是啟蒙時代無神論的理性主義，因為它信仰理性萬能。我並不覺得自己有能力跟那些認為伏爾泰應該對古拉格負責的人爭論。但是，我覺得我有能力說：十八世紀不光是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 的世紀，而且是（尤其是！）菲爾丁、斯特恩、歌德和拉克洛的世紀。
在所有那個時代的小說中，我最喜愛的是勞倫斯·斯特恩的《項狄傳》。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說。斯特恩是從項狄被他母親懷上的那個晚上講起的，可他剛剛開始講這件事，馬上就有另一個想法吸引他了，而這一想法，通過自由的聯想，又引出另一段思考，然後又是另一段軼聞趣事，以至於一個離題接著另一個離題，而作為書的主人公的項狄在足足一百來頁中被遺忘了。這一組織小說的奇特方式可能會被看作只是一種簡單的形式遊戲。然而，在藝術中，形式從來都不僅僅是形式，每一部小說，不管怎樣，都對一個問題作出回答：人的存在是什麼，它的詩性在哪裡？跟斯特恩同時代的人，比如菲爾丁，主要是體味行動與冒險的非凡魅力。暗藏在斯特恩小說里的答案則不同：詩性，照斯特恩的看法，並不存在於行動中，而存在於行動的中止中。
很可能，在這裡，小說與哲學間接地開始了一場偉大的對話。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建立在萊布尼茨那句著名的話上：即沒有一件存在著的事物是沒有理由的。被這一信念鼓舞的科學帶著熱情審視一切事物的「為什麼」，以至於一切存在似乎都是可以解釋的，也就是可以計量的。一個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意義的人會放棄沒有原因與目標的每一個行為。所有的傳記都是這麼寫出來的。生活好像是一系列原因、結果、失敗與成功的明亮軌跡，而人，用急迫的眼光緊緊盯著他行為的因果之鏈，更加快了他的瘋狂之旅，奔向死亡。
面對這一將世界簡化為一系列因果關係的事件的做法，斯特恩的小說僅憑它的形式，就向人表明：詩性並非在行動之中，而在行動停止之處；在因與果之間的橋樑被打斷之處，在思想於一種溫柔、閑適的自由中漫遊之處。斯特恩的小說告訴人們，存在的詩性在離題中。它在不可計量中。它超越於因果關係之上。它是，也就是沒有理由的。它超越於萊布尼茨的那句話之上。
所以我們判斷一個世紀的精神不能僅僅依據它的思想，它的理論概念，而不去考慮它的藝術，尤其是它的小說。十九世紀發明了火車，黑格爾確信他把握住了普遍歷史的精神本質。福樓拜則發現了愚蠢。我敢說，這才是那個因它的科學理性而無比自豪的世紀最偉大的發現。
當然，早在福樓拜之前，人們就不懷疑愚蠢的存在，但當時人們對它的理解有些不同：它被視為只是缺少知識，是一個可以經過教育而改正的缺點。然而在福樓拜的小說中，愚蠢是與人類存在不可分離的一個範疇。愚蠢一天天地伴隨著可憐的愛瑪，伴隨到她做愛的床上，伴隨到她死去的床上。就在她死去的床邊，兩個可怕的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郝麥與布尼賢，還在那裡長久地互相說著蠢話，彷彿在念悼詞。但在福樓拜關於愚蠢的思想中，最讓人震驚、最令人愕然的是：愚蠢面對科學、技術、進步、現代性並不遁去，相反，它水漲船高地隨著進步一起進步！
福樓拜帶著一種不無惡意的激情，收集了他身邊的人為顯示自己聰明、顯示自己什麼都知道而說的陳詞濫調。他用這些材料編出了著名的《庸見詞典》。讓我們借用一下這個名稱來說：現代的愚蠢並不意味著無知，而意味著固有觀念的無思想性。福樓拜的發現對世界的未來而言，比馬克思或者弗洛伊德最有影響的思想還要重要。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沒有階級鬥爭或精神分析的未來，但不能想像沒有不斷增加的固有觀念的未來。這些固有觀念被記錄在電腦中，通過大眾媒體傳播，有可能很快成為一種壓倒一切獨創的、個體的思想從而扼殺現代歐洲文化的實質的力量。
在福樓拜想像出愛瑪·包法利大約八十年之後，在我們這個世紀的三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