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沒有創造出詩
詩在那後邊的某個地方
很久以來它就在那裡
詩人只是將它發現
——揚·斯卡采爾
我的朋友約瑟夫·什克沃雷茨基在他的一本書中講述了這個真實的故事：
一名布拉格工程師應邀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一個科學研討會。他去參加了討論，又回到布拉格。回去幾個小時後，他在辦公室拿起《紅色權利報》（黨的機關日報），在上面赫然讀到：一名捷克工程師被派去倫敦參加研討會，他面對西方新聞界作了一個誣衊他社會主義祖國的宣言，然後就決定留在西方了。
非法移民，再加上這樣一個宣言，可不是件小事。這可是要蹲二十來年監獄的。我們這位工程師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文章講的就是他，肯定沒有錯。他的女秘書走進辦公室，看到他嚇了一跳：「天啊，」她說，「您回來了！這可不明智；您看到人家是怎麼寫的嗎？」
工程師在女秘書的眼中看出了恐懼。他能做什麼呢？他趕到《紅色權利報》的編輯部，在那兒找到了主編。主編向他道歉，確實，這件事做得真尷尬，可這不是他這位主編的錯，他這篇文章是直接從內政部收到的。
工程師於是去了內政部。在那兒，人家跟他說，對，肯定是個錯誤，可這不是他們內政部人的錯，他們是從駐倫敦使館的秘密機構那裡收到關於他的報告的。工程師讓他們闢謠。人家跟他說，不，闢謠，那做不到，但保證他不會有什麼事，他盡可高枕無憂。
可工程師沒能高枕無憂相反，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突然被嚴密監視了，有人監聽他的電話，他在大街上也有人跟蹤。他無法入眠，老是做噩夢，直到有一天，他實在受不了這份緊張，於是冒了很大的、真正的危險，非法地離開了國家。就這樣，他真的成了一個移民。
我上面講述的故事是人們毫不猶豫地稱為卡夫卡式故事中的一個。這個叫法，源於幾部藝術作品，僅僅是由一位小說家筆下的人物形象決定，成了一些處境（不管是文學的還是現實的）的惟一共同點，其他任何詞都無法把握，而面對這些處境，不管是政治學、社會學還是心理學，都不能為我們提供鑰匙。
可究竟什麼是卡夫卡式？
我們來試著描繪一下它的幾個方面：
首先：
工程師面對的權力有著一個漫無邊際的迷宮的特點。他永遠也無法到達它那些無窮無盡的通道的盡頭，永遠也找不到是誰發布了那致命的宣判。所以他跟約瑟夫·K面對法庭，或者土地測量員K面對城堡時的處境是一樣的。他們身處的世界都只是一個巨大的迷宮般的機構，他們無法逃出，他們也無法理解。
在卡夫卡之前，小說家經常把那些機構作為不同的個人或社會利益在其中相鬥的競技場來揭露。在卡夫卡那裡，機構成了一個遵循自身法則的機制，而這些法則誰也不知道是由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定下的，而且跟人的利益沒有任何關係，所以根本就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
在《城堡》的第五章，村長細緻地向K解釋了他檔案的長長歷史。我們在此簡述之：十幾年前，城堡向村政府提出申請，要僱用一名土地測量員。村長的筆頭回覆是否定的（沒有人需要什麼土地測量員），可回覆丟失在了另一個辦公室，就這樣，在延續好幾年的官僚誤會的微妙運作下，有一天，一不小心，邀請函真的就發給了K，正好是所有相關的辦公室都正在清理過時申請的時候。經過長長的旅行後，K就這樣由於錯誤來到了村子。而且更嚴重的是：由於對他來說，除了村子裡的這座城堡不可能有任何另外的世界，所以他的整個存在都只是一個錯誤。
在卡夫卡的世界，檔案就像是柏拉圖的理念。它代表的是真正的現實，而人的物質性存在只是投射在幻覺屏幕上的影子。事實上，土地測量員K和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師都只是他們檔案卡片的影子；他們甚至遠遠達不到這點：他們只是檔案中的一個錯誤的影子，也就是一些無權作為影子而存在的影子。
可既然人的生活只是影子，既然真正的現實在別處，在不可企及處，在非人處，在超人處，那麼我們一下子就進入了神學。確實，最早詮釋卡夫卡的人都把他的小說解釋為一種宗教寓言。
這種詮釋在我看來是錯誤的（因為卡夫卡抓住了人類生活的一些具體處境，而這種詮釋卻認為那只是個寓言），但深具啟發意義：在權力被神聖化的任何地方，權力自然而然就生出它自身的神學；在權力像上帝一樣為所欲為的任何地方，權力就引起對於它的宗教感情；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就可以用一種神學語言來描繪。
卡夫卡沒有寫宗教寓言，可卡夫卡式的東西（不管是在現實中，還是在虛構中）無法跟它神學的（或更確切地說：偽神學的）一面分開。
第三：
拉斯科爾尼科夫無法忍受他負罪感的重壓，為了找到安寧，他自願接受懲罰。這是一個大家都能明白的處境：有過錯就一定有懲罰。
在卡夫卡那裡，邏輯反過來了。受懲罰的不知道受懲罰的理由。懲罰的荒誕性是那麼讓人難以忍受，所以為了找到安寧，被控告的要為他所受到的懲罰辯護：有懲罰就一定有過錯。
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師被警察的嚴密監視所懲罰。這一懲罰召喚著並沒有犯的罪，於是被人控告非法移民的工程師終於真的移民了。有懲罰，就真的有了過錯。
K不知道他是為什麼而被控告的。在《審判》的第七章中，他決定審視他的一生，他的過去，「連最小的細節也不放過」。「自我負罪」的機器開始啟動了。被控告的在尋找他的過錯。
有一天，阿瑪麗亞收到一封來自城堡一名公務員的淫穢不堪的信。她感到非常氣憤，把它撕了。城堡根本不需要去斥責阿瑪麗亞這一大膽的舉動。恐懼（正如工程師在他的女秘書眼中看到的）自己會起作用。沒有來自城堡的任何命令，任何看得見的信號，所有人都迴避阿瑪麗亞一家，彷彿這一家子染了鼠疫一般。
阿瑪麗亞的父親想保護他的家庭。可有個困難：不光判決的主人找不到，而且判決本身也不存在！要想能夠上訴，要想要求寬恕，先得被定罪！父親哀求城堡，請它宣布他女兒是有罪的。這就不能說是有懲罰就一定有過錯了。在這個偽神學的世界裡，被懲罰的人哀求人們承認他是有罪的！
今天在布拉格，經常發生一個人一旦遭貶，就再也找不到工作的現象。他要求得到一紙說明他犯了錯誤而被禁止工作的證明也是徒勞的，判決書是找不到的。而且由於在布拉格工作是一項法律規定的義務，他最後被控告是寄生蟲；也就是說他的罪就是不工作。有懲罰，就終於有了過錯。
第四：
那位布拉格工程師的故事有滑稽故事、有玩笑的性質，它引人發笑。
兩個非常普通的先生（並非法文譯本讓人以為的「檢察官」），一天早晨突然來到約瑟夫·K床前，對還在床上的他說，他被捕了，而且還吃了他的早餐。K這位盡職本分的公務員沒有將他們趕出房間，而是穿著睡衣在他們面前為自己辯護了很長時間。當卡夫卡向他的朋友讀《審判》第一章時，所有人都笑了，包括作者本人。他們笑是有理由的，喜劇跟卡夫卡式的本質是不可分的。
但對工程師來說，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喜劇的，只是一個杯水車薪的安慰。他被困在自己生活的玩笑之中，就像一條魚被困在玻璃缸之中；他不認為這好笑。確實，一個玩笑只對那些在玻璃缸前面的人來說是可笑的；而卡夫卡式則相反，它把我們帶到魚缸內，帶到一個玩笑的內臟深處，帶到喜劇的恐怖之處。
在卡夫卡式的世界內，喜劇並不像在莎士比亞那裡是悲劇的對應（悲-喜劇）；它並不靠輕鬆的口吻試著讓悲劇變得更好受些；它並不陪伴悲劇，不，它把悲劇扼殺在搖籃中，這樣就使受害者連惟一可以企盼的安慰也失去了：處於（真實的或假設的）悲劇的崇高性中的安慰。工程師失去了祖國，而所有的聽眾都笑了。
在現代歷史上的有些時期，生活就像是卡夫卡的小說。
當我還生活在布拉格的時候，我不知多少次聽到人家用「城堡」這個詞來指黨委所在地（一棟醜陋而且還很現代的房子）。我不知多少次聽到人們將黨的第二號人物（某位叫亨德里希的同志）稱為克拉姆（更妙的是，在捷克語中克拉姆是「幻景」或「騙局」的意思）。
五十年代，捷共的一位重要人物，詩人N，在一次斯大林式的審判之後被關了起來。在牢房裡，他寫了一本詩集，他在詩中表白說，儘管遭遇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他還是對共產主義忠誠無比。這並非出於懦弱。詩人認為他的忠誠（忠誠於他的那些劊子手）是他的品德、他的正直的表現。得知有這樣一本詩集存在的布拉格市民將它戲稱為《約瑟夫·K的感恩》
從卡夫卡的小說中摘選出來的意象、處境，甚至很具體的話，都是布拉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