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部小說組成的三部曲：《帕斯諾夫或浪漫主義》；《埃施或無政府主義》；《胡格瑙或現實主義》。每部小說的故事都是在前一部小說的故事之後十五年發生的：一八八八年；一九〇三年；一九一八年。三部小說之間沒有任何因果聯繫：每部小說都有自己的人物圈，而且以自身的方式構成，跟其他兩部都不同。
誠然，帕斯諾夫（第一部小說的主人公）和埃施（第二部小說的主人公）在第三部小說的場景中再次出現，而且貝爾特朗（第一部小說中的人物）在第二部小說中也扮演了一個角色。然而，貝爾特朗在第一部小說中（跟帕斯諾夫、魯澤納、伊麗莎白一道）經歷的故事在第二部小說中根本沒有出現，而且第三部小說中的帕斯諾夫心中已沒有一絲關於他青年時期的回憶（第一部小說中講到了他的青年時期）。
所以在《夢遊者》與二十世紀其他的小說巨作（普魯斯特、穆齊爾、托馬斯·曼等人的作品）之間有著截然的區別：在布洛赫那裡，構成整體一致性的，既非情節的延續性，又非生平的延續性（人物、家族的生平）。是另一種東西，沒有那麼明顯，沒有那麼容易把握，它是隱秘的：是同一主題的延續性（即一個人如何面對價值貶值進程這一主題）。
在一個已經成為陷阱的世界中，究竟一個人的可能性有哪些？
想要回答，就必須先對什麼是世界有個概念。必須先有一個本體論上的假設。
卡夫卡眼中的世界：一個官僚主義化的世界。官僚並非眾多社會現象中的一個，而是世界的本質。
正是在這一點上，在難以解讀的卡夫卡與深受大眾喜愛的哈謝克之間有著相似性（奇怪的、令人意想不到的相似性）。哈謝克在《好兵帥克》中並不將軍隊（以一個現實主義者的手法，以一個社會批評家的手法）描繪成奧匈社會中的一個階層，而是視之為世界的現代模式。跟卡夫卡筆下的法庭一樣，哈謝克筆下的軍隊只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一個軍隊兼行政機構，在這裡，古代軍隊里的品德（勇氣、計謀、矯健）都已沒有什麼用處。
哈謝克筆下軍隊里的官僚主義者都很愚蠢；卡夫卡筆下那些官僚主義者既學究又荒誕的邏輯也毫無智慧可言。在卡夫卡那裡，愚蠢蒙上了神秘的大衣，裝得像是形而上的寓言。這一表面上的形而上寓言令人生畏。約瑟夫·K透過它的種種勾當以及無法聽懂的話，不惜任何代價地試圖辨出一種意義。因為假如說被判處死刑是可怕的，那麼沒有任何來由就被判處死刑更是無法忍受的，就像是一個無意義的犧牲品。K於是承認自己有罪，千方百計地想他錯在哪裡。在最後一章，他擋住了市裡警察的視線（他們本來可以救他一命的），不讓他們看到兩個劊子手，而且在他死前的幾秒鐘，他還在埋怨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掐死自己，好免得他們髒了手。
帥克跟K正好相反。他總是模仿他周圍的世界（愚蠢的世界），模仿得那麼像，以至於沒有人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傻。他之所以如此輕而易舉（而且帶著那麼大的快樂！）就跟統治秩序合拍，不是因為他在它身上看到了什麼意義，而是因為他從中看不到任何意義。他自娛自樂，也讓別人樂，並通過愈演愈烈的亦步亦趨，將世界轉化成了一個惟一的、巨大的玩笑。
（我們曾見過現代世界極權的、共產主義的模式，我們都知道以上這兩種態度，表面上好像不自然，是文學化的、誇張的，其實是再真實不過的；我們的生活空間一方面受到了K的可能性的限制，另一方面則受到了帥克的可能性的限制，也就是說：我們生活空間的一極是跟權力的同化，甚至受害者跟自己的劊子手產生默契，另一極則是對權力的拒不接受，其方式就是不把任何事當回事；也就是說：我們曾經生活在絕對嚴肅——K——與絕對不嚴肅——帥克——之間的空間。）
那麼布洛赫呢？他的本體論假設是什麼？
世界是價值（源於中世紀的價值）貶值的進程，這一進程綿延現代的四個世紀，是現代的本質。
面對這樣一種進程，人的可能性有哪些？
布洛赫發現有三種：帕斯諾夫的可能性，埃施的可能性，胡格瑙的可能性。
約阿欽·帕斯諾夫的兄弟死於一次決鬥。父親說：「他為榮譽而倒下了。」這些詞永遠地嵌入了約阿欽的記憶。
可他的朋友，貝爾特朗，感到驚訝：怎麼可能在一個火車與工廠的時代，兩個男人還可以僵直地站立著，面對面，抬起手臂，各自手中拿著一把手槍？
對此，約阿欽暗自說：貝爾特朗沒有任何榮譽感。
而貝爾特朗接著想：感情是可以抵制時代變遷的。感情形成一片堅不可摧的保守的基質，成為一種代代相傳的殘留物。
是的，對繼承下來的價值的情感依賴，依賴代代相傳的殘留物，這就是約阿欽·帕斯諾夫的態度。
帕斯諾夫是通過制服這一題材而被引入小說的。敘述者解釋說，以前，教會跟最高審判官上帝一樣，統治著人。神袍就是上天權力的符號，而軍官的制服、法官的長袍則代表了世俗權力。隨著教會魔法般影響的消逝，制服就取代了神袍而上升到絕對權力的高度。
制服是我們無法選擇的東西，是我們被勒令接受的東西；它代表了普遍的確定性，與個體的不確定性相對。一旦以前如此確定的價值被質疑，而且灰溜溜地遁去，那麼一個不知如何可以沒有這些價值而生活的人（沒有了忠誠，沒有了家庭，沒有了祖國，沒有了準則，沒有了愛情）就只能緊緊束在自己制服的普遍性里，將制服的最後一顆扣子也繫上，彷彿這件制服是上帝超驗性的最終殘留物，還可以保護他不至於墜入冰冷的未來，因為在這未來中不再有任何東西值得尊重。
帕斯諾夫的故事在他的新婚之夜達到了高潮。他的妻子，伊麗莎白，不愛他。他看不見面前有任何東西，除了一個沒有愛情的未來。他衣服也不脫地躺到了她的身旁。這麼一躺，「稍稍弄亂了他的制服，掉落的衣邊露出了黑色的長褲，但約阿欽一察覺到，馬上整理了一下，把露出的長褲又蓋上。他兩腿彎曲。為了使他擦了油的皮鞋不碰到床單，他小心翼翼地費了好大勁，一直將雙腳擱在床邊的椅子上。」
從教會完全統治人的時代遺留下來的價值早已被摧毀，但對帕斯諾夫來說，這些價值的內容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懷疑他的祖國，他知道應當為誰效忠，知道誰是他的上帝。
在埃施面前，價值已經蒙上了面紗。秩序、忠誠、犧牲，這些詞都是他喜愛的，可它們實際上代表了什麼呢？為什麼東西作出犧牲？要求什麼樣的秩序？他對此一無所知。
當一種價值已失去它具體的內容，那還能剩下什麼？除了一個空洞的形式，一個沒有回應的命令，卻帶著更大的瘋狂，要求人們聽到它，服從它。埃施越不知道他想要什麼，就越是拚命要。
埃施：失去了上帝的時代的一種狂熱。既然所有的價值都蒙上了面紗，那麼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價值正義、秩序：埃施或者在工會鬥爭中尋找它們，或者到宗教中去尋找，今天在警察權力中尋找，明天在他夢想移民的美國的虛幻美境中尋找。他可以是一個恐怖主義者，但也可以是個悔過了的恐怖主義者，去告發他的同志；可以是一個政黨的積極分子，一個教派的成員，但也可以是一個隨時準備犧牲生命的神風隊員。所有在我們這個世紀血淋淋的歷史中肆虐的激情都在他那不起眼的冒險經歷中被揭示出來，診斷出來，並被可怕地展示得一清二楚。
他在辦公室里不高興，與人吵架，被開除了。他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使他生氣發怒的整個混亂的根源在他看來是個叫南特維希的會計。天曉得為什麼就是他。反正埃施決定去警察局告他的密。難道這不是他的職責嗎？難道這不是所有像他那樣渴望正義與秩序的人應盡的義務嗎？
可是有一天，在一家小酒館，毫不知情的南特維希友好地邀請他與自己同桌而坐，還請他喝一杯。埃施一時手足無措，努力回想南特維希到底有什麼錯，可是他的錯「現在突然變得那麼不可捕捉、那麼模糊，讓埃施馬上覺得他想做的事是那麼荒謬，於是笨拙地，而且帶著一絲羞恥，他抓住了酒杯」。
世界在埃施面前分為善的世界和惡的世界，但可惜的是，善與惡一樣是難以確認的（一遇上南特維希，埃施就不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了）。在世界這一巨大的假面狂歡節上，只有貝爾特朗一個人直到最後臉上還帶著惡的烙印，因為他犯的過錯是無須置疑的：他是個同性戀，他擾亂了神聖的秩序。在布洛赫的小說開頭，埃施準備去告發南特維希，而到最後，他在信箱內放了一封告發貝爾特朗的信。
埃施檢舉了貝爾特朗。胡格瑙檢舉了埃施。埃施那樣做是為了拯救世界。胡格瑙那樣做是為了保住他的飯碗與前程。
在一個沒有共同價值的世界裡，胡格瑙這個天真的、一心向上爬的人，覺得非常自在。沒有來自道德的命令，這就是他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