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一個人對何事最為惱怒，往往可知其人，學會這樣去觀察，也許不失為有意義的事。普魯斯特最受不了的，是某些人的說話方式。呂西安·都德告訴我們，普魯斯特有個朋友以為說法語時來上幾句英語很瀟洒，因此每到分手時便說「Goodbye」，或者更隨便點，就說「Bye，Bye」。「這讓普魯斯特極不自在，」都德描述道，「他會發出怪聲，如同粉筆划過黑板嘎吱作響，而後便是攢眉蹙額，做痛苦不堪狀，還要大嚷著加上一句『真讓人酸掉大牙，什麼玩意兒！』」普魯斯特對人們喜用老套的表達同樣表現得很不耐煩，比如提到地中海，便說「碧藍碧藍」，提到英格蘭，便稱「阿爾比恩」（ALBION為英格蘭舊稱），說到法國軍隊，必稱「我們的小夥子們」。他受不了有人一說到下大雨就是「大雨如注」，一說到天氣冷就說「冷得刺骨」，說到某人耳朵不好使則必說「聾得像個罐頭」。
這些詞語何以讓普魯斯特如此不耐？自他那個時代到現在，人們說話的方式已有所改變，不過上述例子表達之貧乏拙劣，還是顯而易見。普魯斯特儘管大皺眉頭，他所不滿者卻並不在語法（他曾自賣自誇道：「句法我是一竅不通。」），他難以忍受的是喜好賣弄詞句背後的心理。1900年那時節，操法語而夾雜些英文字眼，不說英格蘭而說阿爾比恩，不說地中海而說蔚藍海洋，可以說是時尚中人的標記，如此說話即顯得風雅新潮，見多識廣，實則這些字眼空洞無物，大而無當，純屬陳腔濫調。告退時來上一句英語的「再見」實在毫無必要，除非你是要在英國風大行其道之時顯示你一點都不落伍。「大雨如注」之類雖不像法語中沒必要地夾雜「Bye，Bye」那麼無聊，卻也並不就好到哪兒去，頻頻遣用這些字眼正好說明說話者對道出特定的情境並不在意。普魯斯特譏嘲挖苦，其實是意在捍衛一種坦率、明快的表達方式。
呂西安·都德向我們描述了他怎樣開始體味到了這一點：
有天我們去聽貝多芬的《合唱交響曲》，聽罷從音樂廳里往外走時，我想表示自己剛才大為感動，便隨口含混地哼了幾句，以誇張的語調高聲說：「這一段真是妙不可言。」（到後來我才明白這真可笑。）普魯斯特笑起來，調侃道：「親愛的呂西安，哼幾個音符可傳達不出該曲的妙處。別光哼哼，你最好說說看，它妙在何處。」我當時很有幾分不快，不過，他真是給我上了難忘的一課。
普魯斯特有個叫加布里埃爾·德·拉羅什富科的朋友。此人是公子哥兒，祖上乃是因寫《箴言集》在十七世紀享有盛名的拉羅什富科。他最喜泡在巴黎各家有名的夜總會，以致同輩中喜挖苦人者給他起了個綽號，叫作「馬克西姆酒店的拉羅什富科」。但在1904年，加布里埃爾忽從歡場中抽身退步，要到文壇上一試身手。結果是一部名為《醫生與情人》的小說。此作剛殺青，他即將手稿寄給普魯斯特，請他指點一二。
普魯斯特作書回覆道：「請相信我，大作精彩有力，匠心獨運，是一部不同凡響的悲劇小說。」這封長信的開頭頗多稱頌之辭，可再讀下去，加布里埃爾恐怕就有點不自在了。因為這部不同凡響的悲劇小說似乎有點毛病，滿紙陳詞濫調就是一端。普魯斯特斟詞酌句地解釋說：「您的小說中寫到一些優美的大場景，彼時讀者或許更喜歡作者的描繪帶有獨創色彩。日落時分，天空的確像在燃燒，但是類似的表述別人用得太多了。此外，說月亮羞澀地發著光也很落套。」
我們該問問，普魯斯特何以對陳腔濫調如此反對？難道日落時天空不是像在燃燒？難道說月亮羞澀地發著光有什麼錯？若非說得巧妙，這些常見的表達怎麼會人人搖筆即來？
事實上，習見表達本身的意思並不錯，問題在於流於浮面，將好些動聽的詞聯在一處就算完事。不錯，日落是火紅的，月光也確似踽踽獨行，但是如果每寫到太陽月亮都是這一套，到臨了我們就會相信只能這麼寫了，實則這樣的表達不過是最初級的描寫。陳詞濫調之害，即在於它們僅抓住了一點皮毛，卻令我們誤以為這些詞已將某個具體的情境一言道盡。我們的表達方式實與我們的感受方式息息相關，而我們描繪這個世界的方式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我們最初怎樣體驗這個世界，正因如此，陳詞濫調之害，委實不可等閑視之。
加布里埃爾提到的月亮當然有可能是「羞澀」的，不過也還可以有其他更好的描寫。《醫生與情人》出版八年後，《追憶逝水年華》的第一卷問世，我們也許會好奇地設想，加布里埃爾（假如他並未重墮馬克西姆酒店盪子生涯的話）會不會留意到普魯斯特書中也寫到了月亮。普魯斯特盡棄兩千年來關於月亮的種種陳說，獨出心裁以一不尋常的比喻來傳遞對月亮的感受：
有時，月亮會出現在午後的天上，像一小片白雲，輕輕走來，悄無聲息。此時的月亮讓人聯想到一個暫時不必登場、尚未著戲裝的女演員，她想走到前台一側且看一會兒同伴的演出，又生怕被人發現，所以躡手躡腳，盡量藏在幕布之後。
普魯斯特這個比喻的妙處不難領會，但要我們自己也想出這麼一個來卻決非易事。月亮給我們的印象也許正是這樣，但如果我們看到了下午的月亮，而有人又請我們說出個子丑寅卯，我們說出的多半還是老一套。我們也許會意識到自己對月亮的描述並不高明，卻不知怎樣才能說得好些。我們總以為現成的說法（比如說到太陽、月亮就是「金色的星球」「天體」之類）不會有錯，覺得說話無需新意，和別人一樣就行。對普魯斯特，這卻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看來，說話就應道出獨特感受，襲用陳詞濫調毫無道理。
跟別人學舌的確有其誘人之處。某些習見的表達方式讓我們的言談聽起來頗像那麼回事，顯得振振有詞、聰明機智、世故練達、矜持含蓄，或是感人至深。普魯斯特筆下的阿爾貝蒂娜到了一定的年紀就特想學別人的說話方式，為的是說出話來像個布爾喬亞女子。她開始學著用中產階級女子常用的語句、辭彙，盲目地從她姨媽本丹夫人那裡揀來了一大堆陳詞濫調。普魯斯特就此打了個比方，說那就像小金翅雀要顯示自己已然長成，跟在老金翅雀後面學模學樣。阿爾貝蒂娜人云亦云成了習慣，到後來不管別人說什麼她就跟著重複一遍，以表示對正說的事情很感興趣，而且還正想著發表點什麼高見。若你對她說某個藝術家的作品很精彩，或是他的房子不錯，她必會說：「啊，他的畫的確很精彩，你不這麼想？」或是，「他的房子不錯，你不覺得嗎？」還有，若遇到不尋常的人，她必會說：「他可是個人物。」你若提議玩牌，她必會來上一句：「我可沒工夫陪你燒錢。」若是朋友錯會了她的意思，她必會高聲說：「您真是孤陋寡聞！」她刻意學來的所有這些名堂，皆屬普魯斯特所謂「幾乎與『華而不實』一詞本身一樣久遠的布爾喬亞傳統」，這個傳統遺下了一大堆說話的規矩，體面的富家小姐非學不可，「就像她得學會祈禱學會禮儀一樣。」
從普魯斯特對阿爾貝蒂娜的嘲諷中，我們也瞭然他何以對路易·岡德拉特別感到失望。
路易·岡德拉是二十世紀初的知名文人，《巴黎評論》的編輯。1906年，有人邀他編一部喬治·比才的書信集，並為這部書信集寫一篇序。這是很風光的事，當然不能兒戲視之。比才三十年前去世，是位有世界聲譽的作曲家，歌劇《卡門》、《C大調交響曲》奠定了他不朽的地位。給這麼一位天才人物的書信集作序，岡德拉的壓力可想而知。
不幸的是，岡德拉就像普魯斯特筆下的金翅雀，老想著顯出自己是個大傢伙，實際上卻又力不從心，結果寫出了一篇煌煌大論，託大到近乎可笑。
1908年秋的某一天，普魯斯特躺在床上看報，看著看著，目光落在岡德拉序言的摘錄上。岡德拉的散文筆調讓他大倒胃口，以致他忍不住寫信給比才的遺孀斯特勞斯夫人（斯特勞斯夫人恰好是他的朋友）發泄心中不滿之意。
「為什麼明明可以寫得好點，他卻寫成這樣？」普魯斯特實在困惑。「提到1871年，直說就行了，幹嘛加上『最令人痛心的一年』；為什麼提到巴黎，非得緊跟著強調一句『偉大的城市』，說到德勞內就要稱『偉大的畫家』？為什麼感情非得是『節制』的、好脾氣必是『令人愉快的』，而寫到喪親之事則必用『冷酷』修飾？此類絕妙好詞觸目皆是，實在是不勝枚舉。」
岡德拉刻意嵌進的這些字眼當然無「絕妙」可言，不過是對「絕妙好詞」拙劣的模仿而已。這些詞出現在古典作家筆下，也許曾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後來經不住那些只知賣弄文採的作者頻頻襲用，早已成為純粹的裝飾。
倘若肯在如何寫得誠摯真切這方面多操點心，岡德拉便不會因想到1871年那年很糟就例行公事般地加上一句「那是最令人痛心的一年」。1871年初，普魯士軍隊圍困巴黎，市民餓得連巴黎動物園裡的大象都殺了吃；普魯士士兵在香榭麗舍大街昂首闊步；巴黎公社實行恐怖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