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人的造化讓人來到世上，惟一的目的似乎就是讓他受罪，果然如此，我們就得為自己對此項使命如此熱衷，去向造物主表功。受罪的來由數不勝數：疾病纏身，情場變幻，朋友反目，世態炎涼，還要加上因生活千篇一律而生的鬱悶麻木。痛苦既如此之多且沒完沒了，我們自然巴不得早點死了拉倒。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想找份報紙看看的人或許會隨手翻開一張名為「不妥協」的報紙。這家報紙刊載新聞追蹤、都市花邊消息、分類廣告、尖酸刻薄的社論，且以此享有名聲。該報還另有一招，即隔三岔五弄出些不著邊際、大而無當的問題，讓法國的名流做答。比如，「尊意以為對令媛當施以何種教育為佳？」再如，「您對改善目下巴黎交通擁擠狀況有何高見？」1922年夏天，報上給撰稿人出了這麼個挖空心思想出來的問題：
一位美國科學家宣稱，世界末日即將來臨，至少這個大陸的大部將被毀滅，遭此巨變，數十億人將難逃一死。倘該預言應驗不爽，在確知死期不遠到死亡降臨這段時間裡，你認為人類對該預言會做出何種反應？再者，據你所想，你在這最後的時刻會做些什麼？
第一個面對這人類、地球均遭沒頂之災的慘淡圖景做答的名人，是位名叫亨利·波爾多的知名文人，此人現已無人問津，當時卻是大名鼎鼎。他斷言，預言會令大多數人亂作一團，徑奔離得最近的教堂，要不就是竄入最近的卧室。他本人則不會狼狽至此，他會利用這最後的機會去登山，盡賞阿爾卑斯山美景，禮讚奇妙的大自然。另一做答的巴黎名流是位叫貝爾特·鮑維的名伶。她沒說自己將有何舉措，倒是要讓讀者來分擔她有點不大好說出口的隱憂——男人對其行為的長遠後果沒了任何顧忌，豈不是要變得無法無天？此種論調頗令人心寒，對另一名人弗萊雅夫人來說卻是「深得我心」。弗萊雅夫人在巴黎以善看手相聞名，據她判斷，在末日將臨之際，人們沒工夫沉思來世，他們及時行樂尚且不及，哪會想著修鍊靈魂，以待來生？——她真是不幸言中，另一作家亨利·羅貝爾興頭頭地宣布，他要盡情享樂，去玩最後一局橋牌，去打最後一場網球、最後一場高爾夫。
最末一位就臨終計畫發表高論的名人是個離群索居、唇上留須的小說家，沒聽說他對橋牌、網球、高爾夫之類有何興趣（雖說他曾試著下過一次國際象棋，且靠別人幫忙，放過兩迴風箏）。此君生命最後的十四年是在一張狹窄的床上度過，這十四年他的常態是身上覆一堆薄薄的毛毯，就著床邊一盞微暗的燈，寫他那部長得令人稱奇的小說。小說名為《追憶逝水年華》，自打1913年第一卷問世，已然被推為經典之作。一位法國批評家認為作者可與莎士比亞相提並論，一位義大利批評家則把他比作司湯達，另有一位奧地利公主，甚至願意與他談婚論嫁。不用說，此人就是馬塞爾·普魯斯特。普魯斯特並非自視甚高之人（「但願我能對自己的估價高一點！——可嘆，那是不可能的」），有一次甚或將自己比作一隻跳蚤，又曾將自己的作品形容為一塊讓人無法消受的牛皮糖，不過他還是有理由感到滿足。有位出使法國的大使，也算是見多識廣，不輕許人的了，他就認為，該給普魯斯特頒發文學大獎，即使不是馬上。大使如此描述普魯斯特：「他是我所見過的最不尋常的人——甚至赴晚宴他也穿著長外套。」
普魯斯特給報紙投稿很熱心，並且總是一副遊戲心態，他將對《不妥協報》前述問題的答覆寄給報社，同時還將他的那番末世論寄上一份給那位美國科學家：
果如你所言，我們都將面對死亡威脅的話，我想生活對於我們會忽然變得美妙。想想吧，因為我們的懶惰，總想著來日方長，做何事都能拖則拖，竟致那麼多的計畫、旅行、戀愛、對人生的探究與我們失之交臂，未見實行！
但是讓這預言永遠別應驗吧，一旦惡運不再，我們的生活將是何其美妙！啊！只要這一次世界末日並未降臨，我們該再不會錯失良機，我們會去參觀盧浮宮的新畫廊，去拜倒在某位小姐的腳下，去啟程做一次印度之行。
大難不至，我們就會什麼也不做，我們會發現自己又回到日復一日的平庸生活，生活的慾望在此消磨殆盡。但是要熱愛生活，抓住現在，我們無需等到大難臨頭。想想這一點就盡夠了：我們是人，終有一死，也許今夜死神就會將我們帶離人世。
當我們明白死亡正在逼近之時，對生命的依戀之情就會油然而生。這意味著，問題或許不在我們因其單調冗長、不見盡頭而覺興味索然的生活本身，而在我們每日對生活採取的態度；我們的不滿與其說是起於對往昔無可奈何的追悔，不如說是起於我們似乎理所當然的活法。一旦明白人終有一死，放棄了永生之念，我們會忽然發現，在看似冗長無聊的生活表層之下，藏著那麼多人們未加嘗試的可能性。
承認人的肉身難逃寂滅或者會促使我們重新掂量生命中的輕與重，然而果真如此，我們也得先問上一問，這輕與重當如何分解。當我們尚未明白死亡意味著什麼之時，我們也許一直過著殘缺不全的生活，但是完整的生活究竟是何模樣？簡單地承認我們難免一死並不能保證一舉尋到什麼明智的答案，即使我們說得頭頭是道，把日記本餘下的空頁填得滿滿。死亡之鐘的嘀嗒聲令人心驚肉跳，惶恐中我們做出的，也許是洋相百出的種種蠢事。巴黎名流們給《不妥協報》的答覆就夠矛盾的了：你道是盡賞阿爾卑斯美景，他說是要沉思宇宙的未來，還有什麼網球、高爾夫，真是不一而足。但是天塌地陷之際，這些度過最後時日的高明法子又有何益？
普魯斯特的法子（逛盧浮宮、談情說愛、旅行印度）也未見高明。對了解普魯斯特性格的人說來，這簡直就是奇談。他從來也算不上是博物館的常客，盧浮宮已有十年足跡未至，他寧看複製品也不願在博物館與吵吵嚷嚷的遊客為伍（「人們以為對文學、繪畫、音樂的喜愛已成風氣，愈演愈烈，實則真懂的人一個也無」）。至於他對印度的興趣，也從未有人聽說過——那年頭去印度可真算得上一場考驗，先須坐火車到馬賽，然後得坐郵輪至賽得港，還得換乘P&O公司的船在阿拉伯海上過上十天。對一個下床都困難的人，這樣的旅行實在未可稱善。說到某小姐之類，那正是他母親的傷心事——普魯斯特對其迷人之處根本無動於衷，從A小姐到Z小姐，他一概毫無感覺。甚至有很長時間，他連有無可以作伴的「同志」也懶得費心。他曾有言，飲酒之樂，勝於做愛。
即使他真想照計行事，付諸實施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寄出給《不妥協報》的答覆之後剛過了四個月，多年來他不斷預言的事情竟真的發生了——他患了感冒，不治身亡。這一年，他五十一歲。死前他應邀去赴一個宴會，儘管已有染上風寒的徵兆，他還是裹上三件外套、兩條毛毯，如約前往。返家時他不得不在冰冷的庭院里等計程車，就這麼患了感冒。感冒隨即發展成高燒，要是普魯斯特聽請來的醫生的話，高燒是可以退去的，但是怕打斷了寫作，他不讓醫生給他注射樟腦油。他繼續工作，除了熱牛奶、咖啡和煮過的水果，什麼都不吃，什麼也不喝。感冒轉成支氣管炎，隨即又惡化為肺炎。好轉的希望一度出現，有次他在床上坐起來，要吃烤鰨魚，可待魚買來燒好，他卻突覺一陣噁心，碰也不願碰了。幾個小時之後，他即死於肺部膿瘡破裂。
所幸普魯斯特對生命的思索並不限於寫給報紙的遊戲文章（報紙出的題不著邊際，他的答覆則不惟語焉不詳，而且讓人摸不著頭腦），事實上，直到臨終前，他一直在慘淡經營一部體大思深、敘事形式複雜的書，而這部書所解答的問題，與由那位子虛烏有的美國科學家的預言引發的命題，不妨說是正相彷彿。
這部大作的書名——「追憶逝水年華」——意蘊豐富。雖說這書名普魯斯特本人一點不喜歡，每逢提起就要下「糟糕」（1914）、「不得要領」（1915）、「醜陋」（1917）之類的貶語，它的好處還是顯而易見，因它徑直道出了該書的主題：探究人們何以會將光陰虛擲、生命空耗。《追憶逝水年華》並非一部嘆息韶華已逝的感傷回憶，而是一個切切實實，具有普遍意義的故事，它告訴人們該怎樣停止生命的浪費，該怎樣去領略生活的美妙。
可以想見，一旦得知大難將臨，每個人都會倍感時間寶貴，生命無價，普魯斯特這部富有教益的書則更進一程：但願生命的思索與我們長相伴隨，不要等到末日將至的那一刻；但願我們在玩最後一次高爾夫，在水已沒頂之前，已然端正了對生命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