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竊想，如我輩中人，倘若投放到古代，又該是怎樣的一種際遇？肯定也讀書，卻難以進仕，也沒膽量造反——那我們還剩下什麼活法呢？
援引古例，積極一點的人生有兩種：激進者去學遊俠，保守者去當幕僚。遊俠近乎要改造社會，雖也快意恩仇，然而風險成本太高；幕僚大抵是維護現實，儘管衣食無虞，卻要俯仰隨人。也就是說，不想輕生死，又想存骨氣的人，以上兩者皆非生命正途。
於是，古人又為這樣的人，在俠與僚之外，設計了第三條道路——隱。
關於隱逸的傳統，中國真是源遠流長。其中一種影響甚劇的謬論，叫做「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山林」。在我看來，隱於朝者謂之奸佞，隱於市者謂之逸民，隱於山林者謂之幽人。
幽人之謂，語出易經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穎達疏解為「故在幽隱之人，守正得吉」。此即謂僅僅是幽居岩戶還不能喚做隱士，還必須踐履大道、守正不阿才行。
當世江湖林泉俱為國有，隱逸的客觀條件已然無存。然則內心像幽人一樣生存於此俗世的人，其實尚未絕跡。以此衡之友儕，蘇家橋兄庶幾近之。
蘇家橋乃80級大學生，晚我兩屆，算我學弟。我們同長於山城利川，父輩是剿匪時的搭檔。因是，我們可謂世交。20世紀80年代初的民族高校，尚武之風猶存，十幾個利川來的世交子弟聚於一校，詩酒過從，自然容易成為幫派惡少。那時吾輩頑劣野蠻，出入袖刃，幾年大學生涯，記憶中不乏刀光血影。大小數戰，傷人亦自傷，於今想來，唯余慚愧。
我先畢業分回故鄉教局，兩年後這幫兄弟又都發配回來。蘇兄的去處，便在團堡鄉鎮中學。我在教局督學，經常下鄉巡視。他初去該校未久，便已成為師生談資。那時的鄉校多為木樓，卧室板壁相間，全不隔音。據老師投訴，他每夜必然的三部曲是——喝酒誦詩慟哭，酒盡後撒尿入瓶（因廁所太遠），然後半夜投擲尿瓶於屋後窗下，一聲爆響之後，左右的同事才能安歇。
他的語文課講得極好，卻不是一個盡職守則的老師。多數時候鐘聲已久尚在酣卧，學生幹部只好來敲門，他遂起身也不洗臉就趕去。到了教室，低聲問學生：我昨天講到哪裡了？偶爾宿醉未醒，便叫學生自習，自己則伏在講台上酣睡。一日，學生聽見鼾聲，抬眼卻未發現老師，上台檢視，原來蘇老師已經滑到講台下黃粱夢熟。
1983年的中秋，我帶一兄弟去看他，三人上街夜飲，竟至當街醉卧。鄉人訝異，打著火把來查看，其中一家長驚呼：蘇老師咋個睡這裡了？蘇兄仰躺揮手笑曰：沒事，諸位忙，我們歇歇再走。想起辛棄疾詞云：以手推松曰去——大抵不過這樣的意境爾爾。後來蹣跚路上，我又掉進排污溝里，幸好兩位把我撈出，輪番背回其寢室。三人皆已渾身污淖，且人亦如爛泥，便和衣擠在他床上睡去。奇特的是，我過了一月再去看他，那糊滿污泥的床單被子，竟然依舊，只是臭泥被他早已烘乾，室內則仍余穢氣如縷。
那時單身的他，臟懶亂一時無匹。團堡教育站長來局裡投訴，只好將之調往汪營中學，與我們另一兄弟方舟比鄰而居。我再去看他哥倆，發現室內滿地酒瓶。三人夜酌，他輪番打開幾個瓶子湊近嗅聞，有的蓋上放下，有的傾入碗中。詢之，原來有些盛滿夜尿，有待集中搬運出廬。醉後欲眠，發現這哥倆更絕，竟然共用一個盆子洗臉洗襠洗腳，連牙刷也只剩一把，只好合用。
1984年，我們終於給他在州府恩施，介紹了一賢惠女友。就是這位後來的妻子，當時輾轉乘車來到鄉下對相，進屋一看床單漆黑，難以下榻，順手揭開要洗。哪知揭開一層，下面另有一層同樣污臟，又揭下，再揭下，總共竟翻出五張床單，皆是雙面狼藉。他自個一邊傻樂，那年代的女人真是不俗，竟沒有因此嫌棄；反而就在那稻草墊底、終於染上陽光香味的床上訂下終身。
美國垮掉派詩人金斯堡有名句曰——我們不是我們污髒的外表，我們的心中一直盛開著一朵聖潔的向日葵。假設不是因為蘇家橋內心的品質，舌耕鄉野且容顏粗陋的他，又何能贏得青眸的眷顧？
周作人曾經形容弟子廢名，說他長得像個螳螂。我看過廢名舊照，似乎找不到那種感覺。倒是吾友蘇家橋，確確乎身形面貌，皆近似蚱蜢——我們鄉下喚做跳雞子。也就是說，手長腳長，頭顱細小，眼珠凸出。他要是取下從小就戴的眼鏡，活脫一個馮鞏的再版。按他自己的調侃則是——敝體向稱瘦削，柔如飛絮；賤齒還算鋒利，粲若編貝。身有模特之高，形同電杆之細。骨輕似燕，可秀纖掌之舞；發密如雲，曾苦肥虱之錐。
其人好讀書，尤長於舊學；初時痴迷於魏晉，故言行風度頗類於竹林人物。既有拔劍四顧的自雄，也多窮途而哭的絕望。然則哭笑歌行之內，卻是心底的悲憫和溫良恭讓。某夜深雪覆蓋寂寂小城，除夕將至，我與他醺然還家，路遇一老丐蜷縮某機關門前。他拉著我上前詢問，老丐曰當年水災，其家顆粒無存，只好年關進城行乞；言畢泣下。老翁勾起我們各自童年顛沛的記憶，頓時三人抱頭痛哭於當街；我們傾盡囊中散銀，再三拱手揖別。那是8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恍惚還殘存這樣一點古風。
就在那時，他的授課已然別具一格。當年教材，多是劉白羽魏巍楊朔文章充斥；他每講到這些，便拋開教科書大談這些課文的拙劣；然後從懷中掏出我們詩社的地下油印詩刊《剝棗》，給孩子們開講其中的佳妙。他的課堂，我稱之為「茶館式教學」，經常組織孩子們自由討論，他只負責啟發思路並偶爾參與評判。最初校長頗為憂慮，不免有些諷諫之詞；哪知年年期末會考，他的科目卻往往拔得頭籌。再後來，誰也不敢不刮目相視了。
若干年之後，我們還鄉，偶爾還能邂逅一些早已拖家帶口的讀書種子或社會閑雜。見著他則依舊尊為老師，執禮甚恭，而他則多已不記姓名了。
山中無日，我們這群狂熱於詩歌的潑皮，那些年多在昏天黑地的酒鄉書夢中，憤世嫉俗地揮霍著青春。每到周末，鄉下教書的同人都要進城燕聚；我們刻蠟版油印地下詩刊，各自談每周讀書心得，相互辯難，恍有稷下之風。夏日深夜，一輪好月照臨煙火寂寥的孤城，街肆渾無人跡。酒酣的蘇家橋提議，何不裸體上街「行散」——行散是指魏晉中人服下五石散之類藥物後，燥熱難當，必須裸身奔走以便發散藥力——於是我們也就寸紗不沾地上街漫步。幾個白花花的醉軀晃蕩在尋常巷陌，偶爾窺見的人必定驚駭地以為，土家趕屍的隊伍竟然再現於當世。
這樣行散之時，往往殘醉猶在。那時的我輩，每多促狹放誕之舉；路遇一些機關門前掛著的名稱木牌，蘇家橋與我便去憤憤摘下，兩人抬著一路狂奔，再尋一角落扔下。某次扔後他才發現，木牌上赫然大書的是「人民法院」，朗聲大笑曰：這個惹不得。於是，我們又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掛上。
那時我們要坐三天長途汽車，才能抵達省城。我們與山外的唯一聯繫，是讀書。如饑似渴的閱讀，使我們與漸次開放的時代保持著同步的成長。於是知道我們這個深山僻野的詩社，事實上也在呼應著山外的新文學社團運動。其時，我們也曾多麼渴望走出那群山的包圍。1984年的冬天，傳來大西北招聘人才無須檔案戶口的消息，我決定西出陽關。蘇家橋聞之，擔心我獨行有險，一去難歸，當即回家打好行裝，準備與家人不辭而別。惜乎那一次的突圍，後來竟因我家的干預而終未成行。
1988年，我終於再次畢業分到海南。回山辭別，那時他也調到了州府某中專任教。他從利川送我到恩施，過家門而不入，又陪我坐貨車到武漢。想到旅途迢遙，孤乘無趣，他遂陪我火車到湛江。還是不忍看我獨行遠引，又顛沛到海安；最後乾脆一帆渡海，萬里相送到了海口，次日才又獨自踏上漫長歸途。那時我們都是囊無餘錢的人，這樣的友道深情，不啻桃花千尺矣。
蘇家橋的孤憤同樣源自其家世。其父與家嚴同為小地主之子，同時在恩施易幟之後投身革大第一期，同屆結業分往利川，在文沙場剿匪；蘇父是區長，家嚴任書記。「文革」期間，蘇父是人民銀行行長，蘇母是食品公司幹部。就像當年的諸多家庭悲劇一樣，父親成為「走資派」被打倒批鬥下放之時，母親卻成為造反派站在了對立的一方。
政治路線的人為劃界，使得這個家庭瀕臨分裂。他的哥哥姐姐皆已下鄉，幾歲的他不得不每天面對父母彼此的唇槍舌劍和輪番被批鬥——因為「文革」的真實情況並不是造反派一直在上，造反派也並不都是打砸搶人員。多數造反派甚至可以說是當年的「右憤」，長期對社會不公的憤恨，使得他們在領袖的召喚下，站出來開始挑戰官僚體制。就算「文革」中，造反派也曾幾反幾復地被打下懲處。
母親革命去了，落魄而嗜酒的父親帶著他度日。鬱悶的父親借酒澆愁之際，竟不忘給十歲的他也斟上對酌，於是很早開始，他就已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