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人，是偉大的莊子為漢語貢獻的一個名詞。他認為這樣的人，「畸於人而侔於天」；也就是說他們在人世間孤獨無匹，卻與天道完美契合。
我每每看見這個詞，就想起故鄉的莫逆之交老劉。在這個世界，我有幸結交過萬千奇人，但是真正能當得起這個「畸人」稱名的，似乎非他莫屬。
最近的一次還鄉，我們又坐到了一起。朋友們問我——為什麼還不寫老劉？我還沒來得及回答，老劉自己便解釋——他說要等我死了才寫的，可是我偏生是個老不死的，看來諸位還得等了。
大家笑罷，我忽然內心湧出一絲歉疚和凄涼。難道我真的要到他墳前去焚稿，才能傾盡我們30年的交誼嗎？我何不趁他健在，就給他朗讀我積年的知遇和敬重呢？
是的，是朗讀而不是給他看，他早已看不見我的文字了。他圓睜的雙眼在這個世界始終像怒目金剛，可是卻早已被黑暗遮蔽。他每天在孤老院里，拿著我的書去祈求那些識字的護理員讀給他聽，聽著聽著，那枯井般的眼眶就泉涌兩行。
就是這樣的一個睜眼瞎，每天卻拒絕策杖；他獨自像明眼人一樣橫行於鬧市通衢，而且總要高唱著自己所譜的歌曲，旁若無人地行走在他的江湖生涯中。
1977年我還在利川高中讀書時，便認識了老劉。但是那時他不認識我，那時他在廣場的戲台上被反綁著示眾，然後我們這些集合去參會的學生，驚駭地看著他被宣判為「現行反革命」，被判刑8年，然後被恐怖呼嘯的刑車帶到了省城監獄。
1981年我大學畢業回到小城，浮躁孟浪地成為一個薄有姓名的詩人。一日，我和文化局長劉湘松在書店閑轉，正在翻看新到的《中國古典十大悲劇》。忽然一個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的中年男人急匆匆闖來，近乎無禮地直接從我們手中奪過該書開始翻閱。他一邊看目錄，一邊嘀咕——牡丹亭怎麼也收進了悲劇？
劉湘松是儒雅富學的人，便搭腔道——這個在學界也有爭議，可算悲喜劇吧。他一聽我們的議論接近內行，立馬回眸打量問道——兩位高姓大名啊？我們眼見此人古怪，寒暄著自報家門；他突然雙手各自緊拽我倆，高聲笑道——神交已久，緣慳一面。未曾想今日邂逅，請兩位務必到寒舍小坐。
我們趕緊模擬他的古舊聲腔，回問閣下怎麼稱呼；他爽朗答曰在下劉鎮西便是。我們都記起了這個小城著名的政治犯，想到初識不便登門，便委婉客氣曰改日拜訪云云。哪知他完全不由分說，直接強拉著我們跟他進入一個歪斜的木樓。
上得樓來，他家卻柴門深鎖，我們又急忙託故說下次下次。他哪裡肯聽，直接將我們按進鄰居的椅子，說他去去便來。只聽他在院子里喊了幾聲老妻，便去敲隔壁一家的門借斧頭。我們像遇見強人打劫一般，急忙出去拉住他說，千萬別如此，我們改日一定再來。他已然利器在手，口中念念有詞曰——幸有嘉賓至，何妨破門入。手起刀落，門鎖已被他砍成兩截。就這樣，我們在他不足十平方米的暗室，杯茶訂交，成了今生頭顱相許的朋友。
老劉似乎是一個始終活在古代的人。他無論言談舉止，處處都透著古風。上面那些對話，外人以為我乃虛構明清小說的口吻，殊不知利川的百姓，但凡接近過老劉的人，皆知我所言非虛。
那時的他約略40多歲，皮膚黝黑，額上皺紋深刻如橫寫的川字。濃密的眉毛幾乎要連接在一起，下面是一副寬邊的高度近視眼鏡。他自嘲說根據古代相術，他就是天生的苦相。我看他的形貌，不需要懂麻衣柳庄，那也是絕對可以看得出的悲苦。
那時他剛剛平反提前出獄，原本沒有工作，故而也不存在補償工資一說，三年多的深牢大獄那算是白坐了。問起案由，則才知道其中的荒誕。原來他早在1958年，就因同情「右派」亂說反動言論，曾經被勞教過三年。「兩勞」人員在當時的中國，屬於「地富反壞右」之中的壞分子一角，屬於要永遠監督懲罰的對象。
但凡國家有大事，基層政權都要集中這些「五類分子」學習訓話，觀察反應。1976年的打倒「四人幫」，自然是審看這些所謂反動派的最好時機。他被叫到了城關鎮政府，問他對這一事件的看法。老劉一生耿介磊落，反問主官是要聽真話還是假話。主官一向反感其桀驁不馴，自然竊喜說要聽真話。他說——那你等我回去把後事安排一下，馬上就來回答。
老劉回家收拾一床薄被（那時坐牢是要自帶被子的），妻問他幹嗎，他說明緣由——要去鎮上講真話，肯定就會坐牢。他把妻女託付給一家朋友看顧，妻是文盲，抱著他的腿哭泣不放，哀求他不要去管什麼國家的閑事。他是那種絕不屈服和畏懼的人，還是悲風撲面地走向了衙門。
他對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說——「四人幫」固然是「極左」，但華國鋒也是「極左」出身。但凡了解他在湘潭地委書記任上的作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斷定……
此番高論在當時自然石破天驚，很快便獲刑8年。求仁得仁，於他而言不過是換一個碗吃飯。但是歷史卻很快證明了他的預言，於是他得以提前解脫桎梏。此後，他重操舊業，靠在搪瓷碗盆上燒字養活妻女。
燒字這一手藝，在今天已然絕跡。那時各個單位學校食堂，多是使用統一的搪瓷碗盆，為了防止被人偷竊，往往便要燒上某某食堂幾個字做記號。學校畢業生或軍隊轉業者，也都喜歡發一個某某紀念的碗盆。於是，操此手藝者就能勉強求食。
燒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種紅色的瓷粉礦物質，在器皿上書法，然後再用高壓煤油噴燈，像氧焊一樣把那些字融進器皿，冷卻之後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個單位燒過了，基本永遠不會再有需要。也因此這一手藝者，註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認識老劉的時候，他就是這樣背著一個簡單的木頭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幾個省的無數縣鎮。
他和那些江湖手藝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里永遠放著《楚辭》。那些異鄉的青燈雨夜，屈子的騷賦一直伴隨著他的自我放逐。沒有人相信這個衣衫落拓的苦命人，竟然是《楚辭》的橫流倒背者，且更是楚辭古韻和名物的民間研究者。
他的生涯便是這樣越走越遠的，賺來一點錢，路上便郵寄給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車票。每半年左右回來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遊歸來，首先便要到我處小坐，談談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見聞的國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幾歲，蕭條異代，我們卻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時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蓋。他在許多個夜晚踏雪而來，在我的斗室圍爐長話；我第一次看見一個江湖老男人，讀完我的《致毛澤東》而掩面慟哭。他的青春在毛時代毀滅殆盡，內心的苦楚無人可訴，我則是他唯一信託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圍棋迷，在我們那邊遠小城，那時熟稔這種玩意兒的不多幾人。因此全縣的棋賽，他也往往可以入圍前三。有次我去，看見他正和一位老師手談。他的妻子一會兒過來對他耳語——中午沒米下鍋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入棋正深，揮手不語。妻子眼看斷炊，又來高聲催促，希望對手封盤，下午再戰。對手尷尬起身，卻被老劉一把按住，只好接著迎戰。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盤；老劉惱羞成怒，幾乎要動手，終也還是被我勸住。我才知道他家的日子，竟然窘迫至此。
次日，老劉來我這羞澀地借錢，他說只要五塊錢，夠他上路的車票即可。我要多給，他卻堅持不要。我只好將吃不完的糧票塞給了他，看他摸索著遠行他鄉。
老劉的妻子叫桂枝，我們沒大沒小地也就直叫老嫂子。嫂子也是那種苦相的人，沒有工作，獨自帶著一個上小學的女兒，每天依門守候著老劉的挂號信——那是他們母女賴以存活的唯一指望。
偶爾我會看見嫂子在街邊嗑瓜子，年輕的我好惡分明，想到老劉終年流浪的辛苦和謀生的艱難，便有些鬱鬱不樂，覺得她不該這樣好吃零食。
一次老劉歸來，沉重地找我訴說——想要離婚。說這個女人太不理解他了，唯一的一點讀書下棋愛好都要被剝奪。那時的我真是不諳世事，立馬就表示支持，而且說這個女人太拖累他，希望他早日解脫。
老劉似乎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動力，彷彿下定了決心一般出門而去。幾天之後，他又頹喪地來了，我以為他已經辦完手續。哪知他沉痛地對我說——我不離了。我詢之，他這才告訴我，關於他的婚姻與愛情——
老劉十幾歲就被勞教，出來之後戴著「壞分子」的帽子，自然沒有人敢嫁他。那時的他靠當泥瓦工在建築隊糊口，整個青春期完全與女人無緣。到了1975年左右，終於有媒人說合，給他介紹了現在的妻子。媒人只說是鄉下農婦，守寡帶著一個女孩，且女孩還是婆家在餵養。老劉正當年，卻又寒促逼人，如何可以挑剔對方的條件，兩人很快就結合了。
婚後未幾，妻子告訴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