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記憶，大抵都應該有個起點；只是因為童年往往由一些時序顛倒的片斷畫面組成，彷彿面對一幅淋漓揮灑的水墨長卷，以致連作者本身也無法辨出它的始筆了。
我的回憶逆江而上，從宜都進入清江（古稱夷水），上行八百里才能抵達它的源頭——在那裡有個小鎮，大約是古代的屯戍衛所，喚做汪營。
汪營傍河而建，幾百戶人家，多居於吊腳樓上。彩廊下的水流，在流經我童年的窗邊時，還細小得尚無名字。現在想來，它似乎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線淚痕，一道隨季節而開合的傷口。然而，正是這寂寞中消長的九曲漣漪，滋養了一方百姓人家。其中有個牟家，他們子弟的興衰榮辱，卻正好見證了20世紀中國的奇特歷史。
很長時間以來，事實上我已經淡忘了幺叔；甚至汪營小鎮那搖搖欲墜如懸崖危巢一樣的故居木屋，也只是在一些客夢中，才偶爾蕩漾出人世間最初的溫情。前幾年回鄂省，大姐感傷但平靜地對我說——幺叔去世了，在宜昌，最後是帶著微笑走的。我被大姐的話重新拉進了一段歲月，內心如潮，但言語中卻倉皇得只有期期艾艾，只是點頭表示知道了，彷彿就當是一個故人搬家的消息。
我真的對此是無動於衷的嗎？我想起1978年在大學時寫幺叔的作文，我翻看1992年在銅牆鐵壁中寫幺叔的筆記，我深知，他苦難的背影從來未曾從記憶中刪除。一個個給過我少年養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陽中列隊，向一個叫著彼岸的地方出發。此岸的悲苦伴隨了他們一世，我沒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們留在塵世今生。
其實，幺叔和我家並無任何血緣關係，但我知道，在我們家人的心中，素來是視他以及他的家人為親戚的。患難歲月中的惺惺相惜，結下的一些殊勝緣分，時常是勝過許多平常親情的。
幺叔姓牟，名鴻光，是汪營牟家的少爺，行六。他是牟家彝字輩的，按他們至今不亂的譜書，他就要算是最高輩分的一代了。牟家不僅在汪營，乃至整個利川都算是大姓。其中又以幺叔他們這一支派——號稱高升堂牟家——可謂鄂西百年前真正的豪門世家。高升堂是他們祖上世代傳承的客棧貨棧的連鎖堂號，延伸在從小鎮到省城的官道上。可以想像，在清末民初的驛馬風塵中，有多少商旅行賈和英雄豪傑出入於他家的屋檐。也因此，在北洋政府時代，賄選總統曹錕才會為這個僻鄉蠻土的人家，親自題匾為——惠及閭里。
要說幺叔，無法迴避的要先介紹他的長兄——牟鴻勛。
民國年間的利川人物中，向有「三老四少」一說，牟鴻勛便是「三老」之一。他比幺叔年長許多，早在1908年便從武昌兩湖師範畢業了，並經著名革命家孫武引薦，加入了當時的反清秘密組織——共進會。辛亥革命前的預備會上，牟鴻勛被推為起義的司勛和政治籌備員。孰料10月9日革命黨人在租界檢查炸彈時不慎引爆，清軍戒嚴搜捕，將正在準備首義的牟鴻勛和彭、劉、楊等志士抓捕。審辦此案的是督練公所的總辦鐵忠，很快監斬了彭楚藩、劉復基和楊洪勝，卻把牟暫鎖於文昌門監獄備留口供（今日武昌尚有彭劉楊路，倘牟犧牲，則此路又當多牟字矣）。坊間另外的說法是，鐵忠曾為牟鴻勛的恩師，對他向來賞識，眼見清室傾危來日無多，故意筆下超生，為他留下生路。果然一日之後，首義成功，武昌光復，黨人迎牟出獄，留任咨議局謀略。
但很快北洋軍出兵討伐，南北戰爭爆發，革命形勢危急。牟鴻勛乃倡議主辦革命軍政府機關報《中華民國公報》，並親任經理。這可以說是公開以中華民國為名的第一份報紙，在政局未穩的當時，以號召革命鞏固共和為宗旨，對南北議和清廷遜位建立民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後謀略處改稽查部，牟為八大稽查之一。黎元洪政府成立實業部，李四光為部長，牟出任副部長。袁世凱政府時代，牟為共和黨提名，當選為眾議員，並獲授勛五位。
1917年孫中山興起護法鬥爭，牟鴻勛潛回鄂西，偕一批革命前輩組建鄂西靖國軍，蔡濟民任司令，牟為副司令。直奉戰爭之後，黎元洪短暫復任民國大總統，牟鴻勛受邀出任總統府顧問，曾先後獲授文虎、嘉禾勳章。1928年，牟在多次拒絕南京政府的電邀後，病逝於武昌。
幺叔在他的長兄活躍於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時，還只是一個汪營小鎮的富家少爺。他的父親是國大代表，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下文要敘述）；雖在偏遠鄉村，他少年時代在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卻是中國式最古典的貴族教育。待他長成青年時，他像每一個志存高遠的兒郎一樣，要負笈出遊逃離深山的包圍。那時的出山之路遠比今日漫長而複雜，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萬縣碼頭，然後搭乘最早的小火輪奔出夔門，之後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開闊的大平原。
我已無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約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學，之後考進了勝利班師後的南京國立師院；畢業之後留在武漢一家中學教書。
那時，濃濃的戰火已經迫近他寧靜的書齋。而他長兄的兒子——牟秉釗，其時已經從英國海軍學校畢業歸來，作為軍中的少壯將領，被任命為當時海軍最先進的艦艇——重慶號的艦長。可悲的是，就在這位年輕的艦長上岸受命之時，艦上的地下共產黨發動了兵變，直接將重慶號開到了山東。蔣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軍迅速炸沉了這艘英國贈送的最佳戰船，以免成為解放軍的利器。
幺叔的父親其時已經去世，三哥隨國軍轉戰杳無消息，侄子遭逢兵變，被免職，之後隨敗軍撤往台灣。他在風雨飄搖和惴惴不安之中，迎來了武漢的易幟。那時，他還是一個無法洞穿未來歷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開始土改，他風燭殘年的老母在汪營恐慌地給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純孝的他不諳時代的顏色，乞假歸來省親，沒想到卻一腳踏進了世道變遷的陷阱，再也無法走出嚴酷的深山。
可以想像，作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經在那一方擁有過怎樣的田產。他作為唯一歸來的男丁，再也無法繼承列祖的產業，卻不得不繼承先人的「罪名」。一個民國的高才生，一個少小離家的青年，在暴風驟雨的時代中，開始了「五類分子」生涯。
我大約是在三四歲左右就開始頻繁出入於幺叔家。幺叔有兩個孩子，長子叫藝華，次女叫亞華。亞華姐和我大姐同學，她們很快就在那個小鎮成了閨中密友。我則在童年，基本是被馱在大姐的背上，開始拜謁幺叔的。
土家族鄉俗，怕孩子不好養大，便要孩子對父母改換稱呼；藝華哥和亞華姐都是把親父叫幺叔，於是我們也就入鄉隨俗地一直叫到今天。
那時幺叔的所謂家，是在沿街的一個破爛且歪斜的木樓里；似乎是因為兩邊鄰居房屋的包夾，才不至於很快傾倒。而他在民國時候的宅院，成為汪營區供銷社的所在。家慈那時是供銷社的會計，於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間住房。我至今仍然記得那巨大的樑柱和後院迴廊等建構，足以顯示出舊主人昔年的輝煌歲月。
幺叔在當時已經變成了一個皮匠，在他的歪斜樓下，擺一個門板，依靠為鄉人修鞋補胎甚至維修手電筒鋼筆之類，勉強維持著一家四口的生計。幺娘是先天風濕，腿腳萎縮行動不便，只能聊助家務。即便如此困頓，我記憶中的幺叔，仍舊和其他的匠人有別。他常常穿著一件小鎮少有的四個兜的中山裝，雖然布料已經洗薄泛白，綴滿了補丁，但永遠是乾乾淨淨，且在左上兜里，插著一支派克鋼筆——這件衣服和這支筆，也許是他作為民國文化人的唯一標記了。包括他花白的頭髮，也仍舊保持了一種向後梳倒的髮型。就是這樣一些零星的殘留習慣，還能暗示著他曾經的王孫貴胄的身份。
我們姊弟之所以喜歡去看幺叔，是因為他狹窄的家裡，竟然還私藏了許多民國年間的電影畫報和其他書籍。在我們饑渴的童年，聽他對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指著一些舊日明星，講述一些匪夷所思的電影故事；彷彿一個白頭宮女，在回憶天寶繁華——那就是我們開啟童蒙的精神大餐了。
幺叔是我見過的少有的溫和男人，也許是那時的身份，決定了他必須對所有的人事都謹小慎微。但是他的溫和不是那種點頭哈腰式的謙卑，他永遠不卑不亢地微笑著面對他的一切厄運，既不對孩子們使氣光火，更不會和那些客戶吵架扯皮。鄉人們修好了一件破爛的物什，總是願給幾文就是幾文。現在想來，他是見過大錢和大世面的人，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舊秉承著一種貴氣；哪怕銅駝荊棘，也無法磨去那些曾經的教養。
在那一刻，藝華哥亞華姐和我的大姐，都因家庭成分的問題而相繼失學。
之後未久，為了備戰備荒，所有還擁有城鎮戶口的「五類分子」家庭，要被驅趕下鄉務農。在小鎮還能憑藉無師自通的手藝，勉強購買口糧養家的幺叔，又不得不面對新的厄運了。
幺叔一家究竟是何時搬遷，最終又落戶於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