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語言，大約總有一些辭彙會讓我們感到沉重。這是只能神通而難以言喻的某種感覺——這樣一些語詞彷彿與生俱來地具有特別的質量，一如隕石般破空砸下，讓多數被擊中的心靈感到一陣戰慄，甚而蕩漾起如許莫名的痛楚。比如此際，當我擬出這樣一個標題時，我忽然張口結舌手足無措——我在大伯已然成灰的18年之後，依舊如故地感到失語的疼痛，感到我被這樣一些詞語壓迫得艱於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淚。
我似乎看見大伯躺在四塊黑鐵般的詞語之間——一頭是命運和革命這兩個古典辭彙，一頭是組織和愛情這兩個現代辭彙，它們的冰冷凝重更加顯出大伯蜷曲一生的微弱。我又恍惚回到二十幾年前的冬夜，那是在珞珈山下武大的一個簡陋平房中，大伯幾乎百聽不厭地再次在昏昏燈火下按響貝多芬的磁帶。他指著「咚咚咚凍」轟鳴的四個音符對我說——你聽，這就是命運之神在敲門。
那時年輕的我，還不諳命運的顏色，以為只要插緊鎖鑰就可以阻擋無常的腳步。以後在熟知大伯的往事之後，尤其在身經自己的坎壈之後，我方才明白，冥冥中似乎真有某個神秘的力量，在暗中編織著個體生命的運數。人在這樣的社會中，如同等待植入軟體的機器，終有一些莫測的編程員，在隨心所欲地決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至會在一些失夢之夜，隱約聽見那些黑暗中的獰笑。
我喚做大伯的這個人名叫張志超，實際是姑婆家的長子。姑婆是我外婆的干姐姐，她們情同手足，於是兩家從民國至今，一直保持著珍貴的情義。大伯的祖父在20世紀初，是湖北漢川縣田二河鎮著名的剪紙藝人。祖父帶著兒子（大伯的父親）在世紀初年，一路剪紙剪到了聖彼得堡。據說他們父子神奇的手藝，在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城鄉，曾經賺到過許多金盧布。後來十月革命爆發，俄羅斯陷入戰亂，父子避禍返國的途中，在烏蘇里江翻船，行李和錢幣皆付諸東流，他們僅得生還。
大伯的父親名曰張懷寬，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鄉村，可謂最先沐浴過歐風俄雨的前衛青年。他在俄鄉的漫遊旅程中，竟然無師自通地瞟學了西醫知識，回到田二河鎮之後，開辦了漢川縣的第一個西醫診所。也許由於他曾躬逢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不免也懷抱著一些激進的社會理想，當董必武在湖北發展中共組織時，他成了最早的一批黨員。他一直以醫生的身份從事著中共的地下情報、交通和武器醫藥供應工作，鄂省的黃麻蘇區和洪湖蘇區，乃至抗戰時期的新四軍，都曾經從他這兒得到過許多的幫助。最後終於因為叛徒出賣，他被民國政府定罪處決於194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於1951年頒發烈士證給予認定。
大伯出生於1919年9月。身為當時罕有的西醫之家的長子，他自然從童年開始，就接受的是當年最新式的教育。幾乎在中國鄉村多還不知體育和西洋音樂的時候，他已經率先踢足球和學習小提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僅潛移默化地受著各種新思想的影響，還時常參與其父向「匪區」運送物質的冒險行動——雖然其父並未明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大約是在1935年，16歲的大伯考進了湖北省立高中。頭角崢嶸的他買舟東下，沿著漢水的古老航道，一襲青衫飄到了省城武昌——他那時似乎意識到自己的人生終於起航，甚至幻想著此後雲帆直掛，橫濟海滄。然而那個年代的中國，民國政府還只是半壁苟安，東三省早已淪陷，軍閥割據、席捲著大地，而更大的災難即將到來。對於他這樣一個先天中就蘊涵著左翼血液的青年，則此後的命運也必將捲入這個災難頻仍的國運之中。
從殘留下來的舊照來看，大伯當時確實還算一個風流倜儻的新式青年。他不僅成績優異，相貌清奇，還會鋼琴提琴，甚至西洋繪畫，傳說還有一個不錯的歌喉。這些特質使他很容易就在省高的同學中出類拔萃，很快就成為學生社團的領袖人物。
那時，大革命失敗未久，在武漢曾經鋒頭很健的共產黨慘遭蔣介石清洗，無數理想青年血沃中原。然而已經播下的星星火種，又很快在天賦激情的愛國學生之中暗自蔓延。1936年2月，地下黨學長陳約珥、王曦和黃成美等人，邀約大伯等進步學生，秘密成立了一個讀書會，開始在學生中傳播共產主義。今天的湖北省黨史，確認這是大革命之後武漢的第一個黨支部領導的秘密組織，史稱「都府堤18號讀書會」。
當年的這種讀書會，不僅是在一起傳閱禁書交流革命思想，他們還在假期被秘密分配到鄉下去宣傳鼓動，發動農民，啟蒙新知，鼓吹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因而很快就被鄉下的保甲組織揭發，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迅速抄查了這個窩點，並逮捕了所有骨幹，大伯自然也身在其中。因為所有的人皆未承認共產黨背景，警局也沒把這些動亂孩子視為真正的敵人，於是關押一月後，全部交保釋放，而且都還保留了學籍。
著名作家馬識途的長篇小說《清江壯歌》的主人公賀國威，真名叫做何功偉，是當時湖北省學生地下黨的領袖。他在1936年6月領導成立了湖北省第一屆秘密學聯，大伯是省高的代表。學聯以反對蔣桂戰爭為名，發動了全省各校的「反內戰救國運動」，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罷課示威遊行，大伯是聯絡鄉村師範的負責人。但運動很快被彈壓，秘密學聯也遭到破壞，何功偉潛逃上海。但是同年9月，李銳（20世紀50年代成為毛澤東秘書，80年代成為中組部部長，當時名曰李厚生）、密加凡（50年代恩施宣傳部部長，80年代湖北省社科院院長）、孫士祥（70年代一機部的領導）又組織了湖北省第二屆秘密學聯，任務是團結教育進步青年，準備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大伯作為省高的學生會主席，自然又躬逢其盛，成為其中的主力。
1936年年底，這一夥狂飆青年又成立了左翼進步青年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史稱「民先」。他們堅持在國民黨設置的學生集中軍事訓練營中，與右翼的復興社、藍衣社作鬥爭。等到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正式爆發，「民先」解散，由中共正式領導成立了青年救國團，史稱「青救」。大伯參與了湖北「青救」的組建工作，並擔任武昌區團主委、宣傳委員。這兩個左翼社團，迄今仍被官方視為當時中共的重要外圍組織。
1938年2月，大伯經學長陳約珥介紹，在許雲家宣誓，正式成為中共黨員。許雲是何功偉的妻子，擔任了監誓人（建國後她成為中國婦聯的領導）。從此他作為魏澤同黨小組的一員，開始了他的地下秘密工作，並在錢瑛大姐領導的中共長江局青年黨員訓練班學習。
按影視劇的老話說——19歲的大伯終於找到了組織。他內心充滿激動，因為在那樣一個大時代，多數如他一樣的所謂有志青年，都怨恨政府獨裁，哀嘆民生多艱，渴望以天下為己任，企圖憑藉組織的力量來推翻專制，改造社會，挽救中國。中共提出的「團結抗戰，愛國救亡」的口號，頓時迎合了自命有責天下的眾多男女青年的心靈。
大伯其實早就明白他的父親也在從事著相同的事業。當他正式履新成為黨員之後，他曾經回到故鄉，滿懷欣喜地向其父報告——他也是地下黨了。50年之後，他感慨地對我說——他萬萬沒有想到，他的父親聽罷不僅沒有驚喜和鼓勵，而是狠狠地將他臭罵一頓。其父對他吼道：這種砍腦袋的事兒，有我一個已經是沒法，你還摻和進來找死啊。
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雨之後，大伯沉痛地說——我現在才明白，父親這樣的指責，並非完全是出於父愛，他應該還有許多切膚之痛，只是無法言說而已。
「西安事變」在今天看來，不僅是抗日的一個轉折點，準確地說，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巨大轉折。也是在那之後，國共合作在武漢掀起了一個小高潮——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成立，而當時影響最巨的共產黨領導的青年組織「青救」，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迅猛發展。
「青救」是由京滬等地的流亡大學生結合武漢的學生為主籌建的。此前活躍在武漢的左翼學生領袖——大伯和他學聯的老戰友李銳、魏澤同、孫士祥、陳約珥、密加凡等，皆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和骨幹。武昌區團是直屬總團的二級組織，在這個分部負責的還有一個省高的學弟叫胡寶壽——此君後來和李銳等皆去了延安，改名為胡克實，是20世紀50年代團中央的書記處書記。在他們這個團體中活躍，以後成了名人的還有朱久思（80年代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教育家）、嚴良堃（中央樂團著名指揮家）等大批人物。
還有一個影響大伯一生命運的重要人物，也在這一時刻登場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貴州籍北京學生，參加過「12.9」學運，這時也流亡到了武漢，並成為「青救」機關刊物《新青年》的主編。大伯和他，當時僅在一些會議偶爾謀面，彼此是否地下黨身份，由於各屬於不同系統，互相併不清晰。他在那之後一直到21世紀時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羅某——這個名字建國後幾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