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認識到什麼叫做死亡。那年我21歲。
在那個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人——外婆——也是一生給我影響巨深、愛最多的親人，終於走完了她70年的艱難歲月，忽然離我而去了。在那之後的若干年裡，我幾乎仍然沉浸在那種巨大的悲痛中難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邊城利川，外婆被按照土家族的喪禮備極哀榮，在孝歌嗩吶的頌唱里被埋進了一中背後的關山。風水師將她的墳頭調向東北，在迢遞山河之外是江漢平原，那裡有她的故鄉——她再也無法活著回去了。
那時土家的喪俗還保留著古老的禮儀，在入土後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黃昏，親人要到墳前送燈——意在為逝者照亮那漫長的冥路。那是怎樣一條黑暗的甬道，其盡頭究竟是什麼樣的世界，我至今仍無從知道。父母是所謂幹部，剛獲「解放」未久，還不敢遵守這種隱含迷信的禮制。我擔心外婆的孤獨行程，遂在每個薄暮點亮燈盞，黯然行進於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為外婆送上一盞墳燈。
那時的我仍然不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轉的旅途，我獨跪在墳前燒紙鳴鞭，匍匐在墳頭痛哭，總想喚醒沉睡中的外婆。每次我都要將耳朵貼近新土去諦聽，孩子般地幻想外婆會從棺木中傳來呻吟，那我立馬會用十指去刨開那些泥石，以救出我無人可以代替的至親。
墳燈在晚風中無聲搖曳，次第點燃小城的坊肆煙火。那時的小城是寂寞蕭條的，我坐在半山上，彷彿達到一個死亡的高度在俯瞰眾生，年輕的我終究無能參透生死的奧秘。每在夜色中依依惜別外婆的孤墳時，總要頻頻回眸遙看那盞星火，我生怕它在我轉身之際就熄滅，我需要它照亮外婆的異鄉長夜，更需要它永遠照亮我此後的黑暗命途。
外婆1913年出生於漢川縣田二河鎮的一個中等人家，她是長女，取名叫成鳳林，家裡人都喚她鳳林哥。幾歲時她的生母就病逝了，其父是個讀書人，正忙著要東渡日本求學，就把她送到了武穴姨媽家撫養。曾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修了八年法科，回國後被民國政府委為甘肅高等法院院長。外婆的童年和少女時代受過私塾啟蒙，放足較早，但腳弓仍然是折斷而彎曲的。她有過怎樣孤獨或者委屈的早年，於我則已不詳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時她每提起她的童年，總要老淚縱橫。
外婆在23歲左右時由其父許配給了天門縣干驛鎮劉家的三少爺。劉家的老爺是從河南商水縣縣長的宦途中退隱的，在干驛古鎮新修了顯赫的大宅。大少爺做商貿，二少爺辦紡織，三少爺——我的外祖父則成了黃埔八期的士官生，他名叫劉紀律，字雪舫。四少爺是學生，後來成了地下共產黨，新中國首批留學蘇聯的學者，現在則是國內最權威的玉米專家、博導。他叫劉紀麟，我們喚做四爹。
劉成兩姓的聯姻，在當初雖因長輩的同年之誼而起，卻也不乏門當戶對的政治因素。曾外祖將要帶著續弦和兒子到塞外赴任，他想把這個缺恃無怙的愛女託付給一個可以放心的人家，卻未想到在一個戰亂頻仍的國度，他的這一抉擇竟埋下了我外婆一生悲劇的伏筆——這，大約就是命運。
外婆住進了劉家大院，一年多後生育了我的母親，外祖父賜名為劉凌雲——其中不乏一個新式軍官對孩子的豪情期許。那時的劉宅除開老爺，幾乎所有的男丁都在外打拚世界，闔家則都是女眷和孩子。外婆是否有過新婚的甜蜜，外祖在軍閥混戰中能否抽身回家眷顧，這些遙遠的往事家慈一生不肯言說，我們已然無從知曉了。但外婆一生再未生育，則大抵可以想見她的全部生活多是在倚門守候，在含辛茹苦中撫大我的母親。
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對我仍是一個秘密。外婆和母親對此都三緘其口，在她們去後多年，我才從新修的劉氏族譜和一些族戚的回憶里，逐漸釐清他的大致生平。在我深陷危機的年月，雖然也有黃埔同學會的長輩來表示扶助之意，但他們並不認識我的外祖，只不過表達對一個學長的情義。
我只聽說外祖曾經做過蔣介石的侍衛官，劉家懸掛過他一身戎裝站在蔣公身後的合影。抗戰時期他曾經是邱清泉部的參謀長，湖北光復後他大約是接收武漢的少將警備司令。1948年他被調往鄂西恩施擔任最高軍政長官，從巴東舍舟上岸，乘吉普經建始縣魯祖壩附近的一個峽谷時，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擊而死。
從1927年到1945年，整個中國都是一個亂離的時代，沒有一天治平。多數豪門望族都在這些政黨、階級和民族戰爭中毀於一旦，劉家也概莫能外。太爺去世，分灶吃飯的各房更見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匯款，只好靠撿棉花紡紗和為人縫補度日（關於那八年的故事詳見拙文《江上的母親》）。她堅信她會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堅貞相守，只為換來河清海晏後的團圓幸福。卻未想到和平降臨之時，帶給她的卻是噩耗——外祖以為妻女早已死於戰亂，已經在後方新娶並有了兩個兒子。母親的大鬧使外祖備受輿論攻擊，並為此受到黨紀處分，外祖只好回來和外婆強行離婚。外婆放棄了外祖的補償，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離契指印後哭昏過去。
劉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賢德令名，無不譴責三少爺的薄情寡義，但在那個時代，這一切又於事何補？被棄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廢墟的劉家，開始了她長達一生的寡居。外祖被擊斃後，靈柩運回武漢，外婆竟然沒有一絲怨恨地親往扶柩而歸，將外祖埋進了劉家的祖塋。她似乎始終堅守著劉家媳婦的身份，不僅侍奉著太爺最後所收的一個上房丫頭——那個比她要小的名義「公婆」，我們喚做老太；還時常周濟著讀大學的外祖的四弟，我母親唯一的叔叔。
外婆憑藉她的裁縫手藝省吃儉用地供養著我的母親在武漢讀完中學，母親回到鄉下教書以分擔外婆的艱辛。這一年湖北易幟，母親決定投考革大，結業後竟然也被分往鄂西恩施——這是她所仇恨的其父送死的深山，外婆的無限擔憂依舊無法阻擋其叛逆的腳步。
外婆在土改時被劃為貧民手工業者，並加入了鎮上的縫紉社。母親在利川剿匪土改，與我父親在危險歲月中結為伉儷。外婆原本是不想離鄉背井進山的，鄂西那些遙遠而陌生的地名，於她心中肯定還有某些無法言說的隱痛。但母親作為唯一的女兒，她不能將她苦難的寡母棄置遠方。那時大姐即將出生，母親需要外婆的幫助，而這一理由則是外婆永難回拒的。於是她溯江而上至萬縣，然後步行來到利川汪營區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個極端偏僻的荒山溝里大鍊鋼鐵。
外婆的到來實在恍若救星，她幾乎沒有享受到女兒的幸福，卻無端地分擔了太多的災難和屈辱。那時我家搭建在一個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親就被打成「右派」，惡意攻擊的人們指斥她們是軍閥太太和軍閥小姐——而這，正是她們一生的劇痛。母親痛不欲生之中，早產了我的二姐，那已是「三年自然災害」之時。面對這個不足四斤的嬰兒，父母都認為難以養活，只有外婆固執地不肯放棄，她用米湯一口一口地喂大了這個奄奄一息的孩子。那時糧食危機已經威脅到成年人的生命，外婆以她一生的災年生存經驗來對抗著人世間的無窮劫難。她拖著浮腫的身體在山野開荒，在貧瘠的土地上播撒求生的種子，這些荒年中的雜糧啊，竟被外婆熬成了一家五口豐盛的晚餐，成為穴居時代最溫馨的回憶。
父親需要一個兒子來傳承他的愛與恨，母親在監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個兒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幾個月，就被鄉村的庸醫一針斃命。父親的憤怒無處發泄，與剛烈的母親幾不兩立，家庭危機頓現。又是外婆以她的慈愛和智慧勸慰我母，她說：以我看啊，這個男人雖然脾氣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還有什麼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堅持善，看重善，與生俱來的善終於挽救了這個瀕危的家。於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個正夏的早上，太陽據說白得耀眼。外婆親手用剪刀切斷了我的臍帶，洗幹了我最初的血跡。父親在我的放肆哭聲里開懷大笑，母親的淚水則顯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愛心肝，同時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勞神的劇痛。
在我兩歲時，父親奉命承辦的煉鐵廠終於在燒光了當地森林後，可笑地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父親被調去主持齊躍山煤礦，母親調到了汪營區供銷社，外婆帶我們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鎮小街。在一個臨河的吊腳樓上，我開始了我的童年記憶。
我是在外婆的懷抱中一點點長大的，每個夜晚我都要緊緊抱著她那皴裂彎曲的小腳，在她的故事和童謠聲中入夢。外婆是念過私塾且看過許多古典戲曲的人，還能用真正古代吟誦的方式讀詩。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樓就搖搖欲墜地斜撐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個彩廊（陽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魚鷹舟上。河對岸是一個叫做轉轉田的小村，農人的打穀聲常常伴隨著外婆為我誦詩的旋律，使我較早地朦朧領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