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也說說我自己

觀眾:郎教授,你的父母好像不是台灣本地人,他們是怎麼來到台灣的呢?

郎咸平:我的父親和母親曾在張學良先生創辦的東北大學讀書,父親讀的是經濟系,母親讀的是化工系。他們畢業的時候已經是1949年了。我的父親隨即加入國民黨劉安祺將軍的部隊26軍,他一參軍即被授予上尉軍銜。國民黨大勢已去後,26軍從青島撤退,大概有二三十萬山東人撤退到台灣,所以在那裡山東人特別多。撤退的時候每一個軍官一般都帶一箱子的黃金、白銀,但我的父親這個人特別有趣,他帶了一箱青島啤酒、三塊大洋和我的母親就上路了。那時,母親還懷著我的哥哥,父親花了兩塊大洋給母親買了一個床位,供她睡覺。在台灣的基隆,他們下了船,因為第一次看到香蕉,所以父親又花了一塊大洋,買了一串香蕉。從此,他身無分文,就到部隊里去報到了。以後,父親就一直在台灣,始終沒有脫離部隊。

觀眾:郎教授,能不能談談你的童年和你的家庭?

郎咸平:我的母親到台灣後,一直在學校里教書。1950年,她在台南生下了我的哥哥;1952年,在台中生下了我的姐姐,然後全家又搬到桃園,她在桃園生下了我,那時是1956年。母親懷我的時候曾經算過命,算命先生說:「你這個孩子養不大,12歲必死,沒有可能闖過這一關。」母親不信這些,堅持不墮胎,最後生下我。我從小就體弱多病,父母都特疼我,怕我死掉。他們的身體都好,就我的身體不好,我那時幾乎天天生病。小時候,我最容易扁桃體發炎,父母大概要一個禮拜帶我去3次醫院打抗生素、吃藥,養大我很費力。我小時候也尿床,一直尿到12歲,反正各方面都不是很正常,到了12歲過了以後,我的身體就比較正常,也不再尿床了。

在我上小學的時候,父親大概能賺3000台幣,也就是大概70美元,母親賺的錢也差不多是這個水平。父親到了台灣以後,就進入了蔣經國創辦的政治作戰學校(即政工幹校)研究生班第一期。他隨後在部隊里一直當政工(輔導員)。在台灣,政工比指揮官低一級。父親在空軍里一直處於政工的位置。他隨著部隊到處駐防。1958年,父親跟隨部隊調到媽祖,那時我才2歲。根據父親的說法,國民黨當時得到情報認為解放軍首要的攻擊目標是媽祖而不是金門。蔣介石緊張壞了,不斷地去媽祖招集軍官訓話。當時,父親是防空炮兵團的中校政戰部主任,也就是政委的意思。蔣介石到了他們部隊告訴這些軍官說「共匪」要打過來了,這是大家建功立業的好機會。於是,父親他們就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結果仗沒開打,解放軍轉攻金門去了。

因為母親學的是化工,所以在學校里教化學。台灣地區初中、高中、大學升學都要考化學,所以對升學補習班的師資需求極為強烈,而且好老師也不多。母親在台灣地區是化學界的名師,所以整曰忙著到各地補習班講課。她一個禮拜最多教過76小時的課,為了養家,母親非常辛苦。母親支撐著這個家,我們家的兄弟姐妹都非常感激她。但父親也沒有辦法,因為他是當兵的,所以錢賺得很少。父親看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不怎麼好,母親也很辛苦,於是希望退下來,去高中當軍訓教官,因為這樣的話,生活就會穩定,賺的錢也會比較多一點。但當時,母親極力反對,說這樣不好,一個男人做教官沒有升遷的機會,她還是鼓勵父親留在部隊。不過還好,父親在部隊很受長官的賞識,所以前期一直很順利,他在42歲時,就已升至空軍少將了,當時在台灣地區算是相當的快了。他那時意氣風發,不可一世,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領導,這就為日後的提前退休種下主因。我還記得在上初中時,他很驕傲地跟我說:「別人問我這一輩子最驕傲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從來沒帶著你們的母親到別人家去磕過頭、送過禮……」當時,我們都覺得父親很偉大,但這種不可一世的態度似乎加深了別人對他的敵視。

父親升到少將以後,就接任空軍防空炮兵政委職務,然後又調去空軍供應司令部擔任政委,最後又調到「空軍總部」當第二政委,在這個位置上,他幹了10年,這也算是做到頭了。因為空軍第一政委一定是要飛行員乾的,這是台灣地區空軍的傳統。一般搞政工的,出來是坐不到這個位置的。由於後期不獲空軍第一政委的喜愛,因此,父親在52歲時就退休了。當時,他畢竟還很年輕,因此,退下來後做起了生意,但也卻設賺到什麼錢。母親並不支持父親做生意,但沒辦法,這麼年輕的男人,才52歲就待在家裡做什麼呢?而且,父親做國民黨的將官時,都是前護後擁的。我還記得父親做到少將以後,冰箱里、客廳的櫥櫃里到處都堆滿了他喜歡的XO洋酒、555香煙、黃魚、鰣魚等等,我們也跟著沾了光,這和大陸的情況似乎有點相似。我還記的父親喜歡吃鰣魚,他的一些部下還派人到漁船上替我父親找鰣魚,這也可以說是比較腐敗的。但在52歲時,他突然退下來,就再也沒人理會了,父親的心裡肯定是不好受的。

父親長時間待在部隊里,脾氣極壞,我和他很難相處。母親很疼我,但她在補習班裡教書,沒有時間陪我。那時,姐姐住校,哥哥也在讀大學,他們比我大很多,也很少在家,要回來也是晚上十一二點鐘,那時我已睡了。我下午放學後就一個人待在家裡,禮拜六、禮拜天也都只是我一個人待在家裡,我始終不明白當初為何不出去和別人玩耍,一個人待在家裡幹什麼。我跟姐姐相處得糟透了,我晚上一個人在家裡看電視,姐姐只要一回來,一定會把電視搶過去看她自己喜歡看的節目,只要我有意見,她一定會和我大打一架。哥哥跟我的關係不錯,他經常幫助我,但他很忙,很少回來。哥哥說我這個人小時候古怪,我想從小孤獨應該是主因。

母親很愛我,她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人,我從來沒看見她哭過。父親說母親的頭髮特別硬,頭髮硬的人性格堅強。父親還說母親的眼淚是金豆,從來沒在他的面前掉過。母親比較節省,我們家的剩菜、剩飯她都會吃下去。母親炒菜的水平很差,父親埋怨了一輩子。而且母親也不是一個細心體貼、有女人味的人,她比父親大三歲,也比父親高,而且母親學問又高,又是我們家賺錢最多的事業型女強人。壞脾氣的父親和母親經常吵架,但母親對父親的愛是至死不渝的。我的大兒子就從來不明白爺爺有何魅力這麼吸引奶奶。1999年,兒子看到我父親20多歲時的照片,他說:「哎呀!怎麼這麼帥呀!」他終於明白為什麼奶奶那麼愛爺爺了。算命的曾對我說,我母親跟父親是上一輩子的孽緣,上一輩子她欠父親的,所以這輩子得還。有時候,他們吵架時,父親還會很氣憤地說:「上一輩子你欠我的,不用你還了好不好。」

觀眾:郎教授,你當初在學校一定是個優等生吧,能否回憶一下你的中小學求學時代?

郎咸平:我在上小學的時候,成績一直很差。當時,小學一到四年級時我連書都不會念,而且似乎什麼都不如人家,包括體育、藝術等。我對自己完全不認可,由於當時屬於壞學生的緣故,因此內心充滿了自卑感,而且我對未來也不敢有什麼想法。在小學五年級時,我被分到特別班,由老師對我們這些跟不上進度的同學做特別的輔導。記的父親在我小學五年級時,拿了一個算術模擬考試的試卷讓我作練習,滿分是100分,我辛辛苦苦地做完以後,卻只得了5分,那個算數題目特難做,我根本沒有任何概念。還好,就在我六年級時,小學生就不用考初中了,於是我成為了台灣地區第一屆小學直升初中的學生。

我進了大同中學。我們那一年級有26個班,我被分到15班。我們的班主任黃升煥凶極了,他就是那種在日本帝國主義教育下成長的日本式的大男人。眼鏡圓圓的,他最喜歡耍弄日本武士刀,還經常給我們看他的武士刀,我們羨慕的要命。為了有效地控制班上的學生,黃老師就學習日本傳統——指定密探,將喜歡上課講話或做小動作的學生名字記下來,下課後再逐一修理。密探都由班裡前10名的好學生來做,他們不會登記好學生,專門登記差學生。班裡總共有50多個人,但班上經常挨打的差學生大概超過20多個人。我的學習成績不好,屬於那種經常被打的學生。而且好學生坐的位置也好,差學生就坐在教室的四周或最後面,我當時就坐在最後面。黃老師打人的花樣很多,有時叫我們匍匐前進在地上爬,爬得越慢打得越凶,爬起來又坐在桌子上打大腿,好痛,打手心算是最輕的。初一念到一半時,我們就搬家了,搬到了離學校很遠的地方,於是我上學要騎車。父親說大同中學好,不要我轉學。因此,每天早上我必須騎一個小時的單車上學,路又遠,車又多,騎車很危險,再加上那個時候老師經常打我,所以我感到上學痛苦極了。

到了初二,由於我的學習成績太差,所以母親就給我找了一個家庭教師補習英文,好像從那以後,我的成績稍微有些起色。有一天,黃老師突然問了我一句話:「這學期家裡是不是有補習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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