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把他的《變形記》的手稿寄給一本雜誌，編輯羅伯特·穆齊爾準備發表，前提條件是作者作些刪減（啊！可悲的大作家的相逢！）。卡夫卡反應冰冷，並斷絕，與斯特拉文斯基對安塞邁特一樣。他可以承受不發表的想法，但發表而被損毀，對於他難以承受。他的作者的觀念與斯特拉文斯基和貝克特的觀念一樣，但是後者多少成功地使人接受了他們，而卡夫卡卻失敗了。在版權的歷史上，這個失敗是一個轉折。
布洛德在1925年寫的《〈審判〉第一版跋》中，發表了那兩封著名的被看作卡夫卡遺囑的信，並解釋說卡夫卡很清楚他的願望不會如願以償，就算布洛德講的是真話，這兩封信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一時之衝動，關於卡夫卡作品在其身後出版的可能性（極少可能性）已在兩個朋友之間明了；在這種情況下，布洛德，遺囑執行人，可以承擔起全部責任，發表他認為可以的一切；這樣的話，他沒有任何義務把卡夫卡的意願告訴我們，按照他的說法，這個意願不再有效並已過時。
然而他卻急於發表這些「遺囑式」的書信，並使它們產生儘可能的反響；事實上他已經在著手創造他一生最偉大的作品，他的卡夫卡之謎，而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部分正是這個意願，全部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位作者要毀掉他的全部作品的意願。也正是這樣，卡夫卡便被刻入了公眾的記憶之中。這與布洛德讓我們在他編寫的神話小說中所相信的一致，在小說里，沒有任何差別，加爾達—卡夫卡要毀掉他所寫過的一切；由於藝術上不滿意？不，布洛德的卡夫卡是一位宗教思想者；請記住，加爾達不是想去宣布他的信仰，而是想「生活他的信仰」，他對於自己的寫作不給予什麼重視；「可憐的幫助他爬上頂峰的階梯。」諾威—布洛德，他的朋友，拒絕服從他，因為即使加爾達所寫的僅僅是些「簡單的文論」，它們也可以幫助一些「在黑夜遊盪的人們」，幫助他們去尋求「崇高的和不可替代的善」。
和卡夫卡的《遺囑》一起，聖人卡夫卡—加爾達的偉大傳記誕生了，與它同時的還有一個關於他的預言家布洛德的小小傳說，後者以感人的正直，把他的朋友的最後的願望公之於眾，同時懺悔為了什麼，以最高原則的名義（「崇高的和不可替代的善」），他決定不去服從自己的朋友。神話大編寫家贏得了他的賭注。他的舉動被上升到值得仿效的偉大舉動之列。因為，有誰會懷疑布洛德對他的朋友的忠誠呢？誰敢懷疑卡夫卡留給人類的每句話、每個詞、每個音節的價值呢？
這樣，布洛德創造了不服從亡友的可遵循的榜樣；一個對於那些想超越作者最後意願或泄露其最隱私的秘密的人們的裁判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