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與回憶錄、傳記、自傳之間，有著本質的不同。一個傳記的價值在於所披露真實事件的新與確切。一部小說的價值在於揭示存在作為它本來的直到那時被遮掩的可能性；換言之，小說發現隱藏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東西。流行的對小說的讚揚之一是：我在書中的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我覺得作者說的是我，並且了解我；或者以抱怨的形式：我覺得自己被這本小說攻擊、被裸露、被侮辱。對於這樣的看上去天真的評判，永遠不應當嘲笑：它們證明小說被人當作小說來讀。
所以鑰匙小說（講真實人物，其意圖是讓人在虛構的名稱下認出這些人物）是假小說，美學上模糊，道德上不得當的東西。卡夫卡隱藏在加爾達的名下！您反對作者：這是不確切的！作者：我沒有寫回憶錄，加爾達是一個想像出的人物！您：作為想像出的人物，他是非真實的，寫得很糟，寫得沒有才氣！作者：但這並不是一個與別人一樣的人物，他使我對我的朋友卡夫卡作了別人不曾作的揭示！您：那是不確切的揭示！作者：我沒有寫回憶錄，加爾達是一個想像中的人物！……等等。
當然，任何小說家不管願意或不願意，都從他的生活中去汲取：有些人物完全是發明出來的，有些則來自於一個模特給予的靈感；有時是直接地，更經常是間接地，有的產生於從某人觀察到的僅一個細節，但是所有的人物在很多程度上來自作者的內省，來自於他對自己的認識。想像的工作將這些靈感與觀察改造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於小說家把它們忘記了。然而，在出版他的書之前，他要想到讓可能發現這些東西的鑰匙無法使人找到；首先出於對別人的最低的尊重，這些人會驚訝地在一本小說中找到他們生活的一些片斷；而且，鑰匙（真的或假的）放在讀者手中只會使他迷路；他會在一本小說里去找作者存在中的某些不為人知的方面，而不是存在中的某些不為人知的方面；小說藝術的全部意義便這樣消失，比如說，如同那位美國教授，武裝了一大兜子到哪裡都可用的家什，寫了一個大部頭的海明威傳記。
在他的解釋下，海明威的全部作品由他改造成僅僅一部鑰匙小說；好像是一件衣服，由他給翻了個個兒：突然間，那些書看不見了，而另一面，在襯裡上，人們貪婪地觀看他一生的事件（真正的或所謂的），無意義、艱難的、可笑的、平常的、傻的、庸俗的事件；作品這樣被拆開了，想像出的人物被變成作者生活中的人物，傳記作者發起了對作家的道德訴訟：在一個短篇小說里，有一個兇惡的母親人物；這裡海明威所詆毀的是他自己的母親；在另一個短篇中，有一位殘酷的父親；這是海明威的報復：海明威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任醫生不施麻藥給他作了扁桃腺割除；在《雨中的一隻貓》里，無名女人表現出對「她的自我中心的和無個性的丈夫」不滿意：這是海明威的妻子哈德雷（HADLEY）在抱怨；在《夏天的人們》中女性人物身上應該看到的是道斯·巴索斯（DOS PASSOS）的妻子：海明威的確曾經想引誘她，而在短篇小說里，他低下地愚弄她，把她描寫為一個人物與她做愛；在《河那邊》和《樹下》，一位陌生人穿過一個酒吧，他長得很醜；海明威這樣描寫辛格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醜陋，劉「被這個殘酷的描寫所深深傷害，在小說發表三個月後去世」。如此這般，諸如此類，從一個告發到一個告發。
小說家從來都要面對這種傳記的瘋狂而捍衛他們自己，在馬塞爾·普魯斯特看來，這一瘋狂的典型代表是聖-伯夫以及他的名言：「文學與人的其餘一切不是有區別，或至少說，可以分開的。」理解一部作品因而要求首先了解人，也就是，聖-伯夫明確道，知道對一定數量的問題的回答，即使它們「似乎與作品的本質相異：他對宗教如何認識？他怎樣受自然場面的影響？他對於女人的問題、錢的問題，如何表現？他或富或窮；他的起居制度，日常生活的方式是什麼？他的惡習或弱點是什麼？」這種幾乎警察式的方法要求批評界，普魯斯特評論道，「使自己被一切可能的關於作家的情報所包圍，核對他的書信、詢問凡是認識他的所有人……」
然而，「在所有可能的情報包圍下」，聖-伯夫（SAINT-BEUVE） 做到了不承認他那個世紀任何一位偉大作家，不承認巴爾扎克，不承認司湯達，不承認波德萊爾；在研究他們的生活過程中，他註定地錯失了他們的作品。因為，普魯斯特說，「一本書是另一個自我的產品。與我們表現在我們的習慣中，在社會上，在我們的缺陷中的我不相同」，「作家的自我僅僅表現在他的書中」。
普魯斯特與聖-伯夫的論戰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義。我們應該強調：普魯斯特並不譴責聖-伯夫的過分誇張；他不揭露他的方法的局限性；他的評判是絕對的：這一方法對於作者的另一個自我視而不見；對他的美學意願視而不見；與藝術不相容；反對藝術；厭惡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