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著一扇對面的窗戶。傍晚時分，燈亮了。一個男人走進房間。低頭在房裡踱步；不時把手伸進頭髮里。突然，他發覺房間亮著燈，別人可以看見他。他用突然的動作，拉上窗帘。然而他並不是正在做偽鈔票；他所要隱藏的除去他自己沒有任何別的什麼，他在房裡走路的姿式，他的不修邊幅的衣著，他的捋頭髮的姿式。他的舒適取決於他不被人看見的自由。
害羞是現代時代的一個關鍵—定義。這個個人主義時代今天正以不被人察覺的方式遠離我們；害羞，為保護私生活的表皮反射；為了在一個窗戶上有一幅窗帘；為了強調寫給A的信不讓B看到。向成年過渡的一種基本情況，與家長的第一次衝突，是要求有一個抽屜保存自己的信和筆記本，要求有一個帶鑰匙的抽屜，通過羞怯的反抗，人們進入成年。
古老的革命的烏托邦，法西斯的或共產主義的：沒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與私生活混為一體。普洛東珍愛的超現實主義夢想：玻璃房子，沒有窗帘的房子，人們在眾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這一夢想唯一的成功實現：一個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會。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我講到了這些：普羅扎卡（JANPROCHAZKA），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1968年俄國入侵之後，變成一個受高度監視的人。他那時經常與另一個知名反對派雪尼（VACLAVY）教授往來，喜歡和他喝酒聊天。他們所有的談話都被秘密錄音，我懷疑兩個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1970年或是1971年，警察想破壞普羅扎卡的名聲，把這些談話用連播形式在電台上披露。從警察方面這是一個大膽的前所未有的舉動。而且事實令人吃驚：它差一點兒成功；一下子，普羅扎卡已經名聲敗壞：因為，在知己之間，人們什麼都說，說朋友壞話，說粗話，不正經，開低級玩笑，重複，用極端的東西震驚對方來開心，表露公開場合不能承認的異端思想，等等。當然，我們都有像普羅扎卡一樣的行為，和知己在一起時，我們詆毀我們的朋友，說粗話；在私下與在公共場合表現不同是每一個人的最明顯不過的經驗，正是在這一經驗上建立著個人的生活；奇怪的是，這種顯而易見卻仍然好像不被意識、不被承認，不斷地被對玻璃房子的抒情夢遮住，它很少作為一種應該被捍衛的價值而被理解。所以人們只是逐漸地（因而以更大的憤怒）意識到真正令人髮指的並不是普羅扎卡放肆的話，而是對他的生活的強姦；他們意識到（彷彿是受到震驚）私生活與公共生活是本質上不同的兩個世界，尊重這一不同是人作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分離這兩個世界的帷幕不可觸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由於摘帷幕者服務於一個被憎恨的制度，這些人便一致被視為尤其令人鄙視的罪犯。
從這個布滿麥克風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國，我在一本雜誌的頭版看到了布萊爾（JACQUESBREL） 的一幅大照片，那時他的癌症已經惡化，在治病的醫院門口他受到攝影記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臉。突然間，我感到碰見了同樣的惡，使我逃離自己國家的正是這個惡，普羅扎卡的談話用廣播發表與一個即將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這在我看來屬於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隱私，一旦成為習慣與規則，便使我們進入了一個時代，它的最大的賭注∶個人或脫生或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