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齊爾的同時代人欣賞穆齊爾的才智勝過他的書；按照他們的看法，穆齊爾本應當寫些文論，而不是小說。為了駁倒這種觀點，只消一個反面的證明：閱讀穆齊爾的文論：它們是多麼沉重，讓人厭煩和缺乏魅力！因為穆齊爾僅僅在他的小說里是個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需要具體人物的具體境況來滋養；總之，這是一種小說式的思想，而非哲學思想。菲爾丁（FIELDING）的《湯姆·瓊斯》（TOM JONES）全書十八章的每一章里的第一節都是一篇短的文論。第一位法文譯者，在十八世紀，以它們不符合法國人口味為由，乾脆把它們全部刪去。屠格涅夫責怪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論述哲學的文論段落。托爾斯泰開始自己也懷疑起來，在建議的壓力之下，在小說第三版時取消了這些段落。幸好不久以後，他又把它們重新放了進去。
有一種小說式的思索，就好像有小說式的對話和情節。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長段的思索在小說之外，比如說在一份科學雜誌里，是不能設想的。當然，由於語言的關係，它充滿故作天真的比較和比喻。但是，尤其是托爾斯泰在談歷史的時候，不會像一位歷史家所要做的那樣，對於有關諸事件的確切描述，它們對於社會、政治、文化生活帶來的後果，這個人或那個人所起作用的評價等等感興趣；他關心的是作為人類存在的新範疇的歷史。
十九世紀初，在《戰爭與和平》中所講述的那些拿破崙戰爭中，歷史成為每一個人的具體經驗；這些戰爭，以它的打擊，使每一個歐洲人懂得他周圍的世界遭受著一個永遠的變化，這個變化會涉入到他本人的生活，將他的生活改變，把它置於動蕩之中。在十九世紀以前，戰爭、反抗，像是自然災害、瘟疫或一場地震一樣被人感受。人們在歷史的事件中既看不到一種統一性，也看不到一種持續性，並且想不到它會轉變他們的進程。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加入了一個軍團，後來在一場戰役中受了重傷；他的整個生命都因此而打上烙印，他跛了腿，一直到生命的結束。但是那戰役是什麼？小說沒有說。何必要說呢？所有的戰爭都一樣。在十七世紀的眾小說中，歷史的時刻只是被大致地確定。只是隨著十九世紀的開始，隨著司各特和巴爾扎克，所有的戰爭才不再是一樣的，小說的人物才生活在一個有具體日期的時間裡。
托爾斯泰50年後回到拿破崙的戰爭，在他那裡，對歷史的新見解不僅僅記錄在越來越能夠抓住（在對話中和通過描寫）所述事件的歷史特點的小說結構中；使他首先感興趣的，是人與歷史的關係（駕馭它或逃避它，面對它而保持自由，或相反），他直接地涉及這個問題，把它作為他的小說的主題，對這一主題他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小說式的思索，加以研究。
托爾斯泰對於歷史是由大人物的意志與理性而形成的思想進行論戰。在他看來，歷史自己形成，服從它自己的規律，但這些規律對於人仍是模糊不清的。大人物「是歷史的無意識的工具，他們實現一個事業，其意義卻不為他們所知。」更後面：「上帝迫使他們每個人在追逐他們的個人目標的同時，參與為一個唯一的、偉大的結果的合作，他們當中每一個，拿破崙也好，亞歷山大也好，或者哪怕某一個角色，對這一結果都絲毫不知。」還有：「人有意識地為自己而生活，但卻無意識地追逐整個人類的歷史目標。」由此而得出這個重大結論：「歷史，也可以說是人類無意識的、普遍的、隨大流的生活……」（我自己強調了關鍵—提法）。
從這種對歷史的觀念出發，托爾斯泰畫出了他的人物運動其中的形而上空間。他們既不了解歷史的意義，也不知道它未來的進程，甚至不知道他們自己的行動（通過它們，他們無意識參與那些其「意義脫離他們自己」的事件）的客觀意義，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前行猶如人在霧中前行。我說霧，而不是黑暗。在黑暗中，人們什麼也看不見，人們是盲目的，人們受到制約，人們不自由。在霧中，人是自由的，但這是在霧中的人的自由：他看得見自己面前五十米遠，他能清楚認出他的對話者的輪廓，他能非常喜愛道路兩旁樹木的美，甚至觀察附近所發生的一切並作出反應。
人是在霧中前行的人。但是當他向後望去，判斷過去的人們的時候，他看不見道路上任何霧。他的現在，曾是那些人的未來，他們的道路在他看來完全明朗，它的全部範圍清晰可見。朝後看，人看見道路，看見人們向前行走，看見他們的錯誤，但是霧已不在那裡。然而，所有的人們，海德格爾，馬雅可夫斯基，阿拉貢，龐德，高爾基，戈特弗里德·本，聖約翰·貝爾斯，喬諾，他們過去都走在霧中，人們可以自問：誰是最盲目的？馬雅可夫斯基？他在寫關於列寧的詩的時候並不知道列寧主義將走向何處。或是我們？我們以幾十年後的回首來評判他，我們並沒有看見包圍他的霧。
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屬於人的永恆的狀況。
看不見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霧，就是忘記了什麼是人，忘記了我們自己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