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70年以來歐洲生活在一種審判制度下。在本世紀的偉大藝術家當中，有多少人被告？我只想談談對於我代表著某種意義的那些人。自20年代起，被革命道德的法庭所追捕的人有：布尼恩（BOUNINE），安德烈夫（ANDREIEV），梅耶浩德（MEYERHOLD），比爾尼亞克（PILNTAK），韋普利克（VEPRIK）（俄羅斯猶太音樂家，現代藝術的被忘卻的烈士；他曾敢於反對斯大林，捍衛蕭斯塔科維奇的被判決的歌劇：人們把他放進一個集中營；我還記得他的一些鋼琴作品，我的父親那時很喜歡彈），曼德爾斯達姆（MAAM），哈拉斯（HALAS）（《玩笑》中的盧德維克極喜歡的詩人，死後遭攻擊，他的憂鬱被判為是反革命的）。之後，有被納粹法庭攻擊的人們：布洛赫（他的照片放在我工作的檯子上，他朝我微笑，嘴裡叼著煙斗），勛伯格，韋爾菲（WERAFEL），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海恩瑞斯·曼，穆齊爾，萬庫拉（VANCURA，我最喜愛的捷克散文家），布魯諾·舒茲（BRUNOSCHULZ）。專制的帝國與它們血腥的審判一起消失了，但是審判的精神作為遺產留存了下來，舊帳都由它來算。所以遭審判的有：被控告為同情納粹：漢姆遜（HAMSUN），海德格爾［捷克不同政見的全部思想都得之於他，帕托卡（PATOCKA）首當其衝］，理查·斯特勞斯，戈特弗利德·本（GOTTFRIEDBENN），馮·多德勒（VONDODERER），迪約·拉·羅什爾（DRIEULAROCHELLE），賽利納（1992年，戰爭過後半個世紀，一位憤怒的法國省行政長官仍拒絕把賽利納的房子列為歷史紀念物）；墨索里尼的擁護者：馬拉帕普特（MALAPAPTE），馬利奈提（MARII），龐德（EZRAPOUND）［在義大利炙人的太陽下，美軍把他關在一個牢籠里好幾月，像關一頭牲口；卡爾·戴維德森（KARLDAVIDSSON）在雷克雅未克他的畫室給我看了一張P的大照片：「50年來，我去哪裡他都陪著我。」］；慕尼黑的和平主義者：喬諾（GIONO），阿蘭（ALAIN），莫朗（MORAND），蒙特爾朗（MONTHERLANT），貝爾斯（SAINT-JOHNPERSE，法國赴慕尼黑代表團成員，他從最近處參與了對我的故國的侮辱）；然後，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同情者：馬雅可夫斯基（今天有誰還記得他的愛情詩，和他的令人難以相信的比喻？），高爾基，蕭伯納，布萊希特（他也因此而經歷第二次審判），艾呂雅（這個天使—滅絕者，他用兩把劍的圖畫來裝飾他的簽名），畢加索，萊熱（LEG-ER），阿拉貢（我怎麼能忘記他在我生命的困難時刻向我伸出了手？），奈茲瓦爾（NEZVAL）（他的油畫自畫像掛在我的書房旁邊），薩特。有些人遭到雙重的審判：先是被指控對革命的背叛，然後被指控過去他們為革命所作的服務：紀德（在過去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一切惡之象徵），蕭斯塔科維奇（為了贖賣他的頗有難度的音樂，他為當時制度的需要製造了些愚蠢的貨色，他聲稱對於藝術的歷史而言，無價值是一種無意義並等於零的東西；殊不知對於法庭正是無價值才算得上數），普洛東，馬爾羅（MAL-PAUX）（昨天被控告背叛了革命的理想，明天會被控告曾經有這些理想），蒂伯爾·德利（TIBORDERY，這位布達佩斯屠殺後被監禁的作家有幾篇散文我認為是第一篇對斯大林主義所給予的文學的非宣傳的偉大回答）。我們世紀最美的花，二、三十年代的現代藝術甚至遭到三次控告：先是納粹審判，作為ENTARTETEKUNST「頹廢的藝術」；然後遭到共產主義審判，作為「異於人民，迎合尖子主義」；最後，遭到凱旋的資本主義的審判，作為「曾沉浸在革命幻想中的藝術」。
蘇維埃俄羅斯的沙文，詩化宣傳的製造者，被斯大林自己稱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的那個人，馬雅可夫斯基，怎麼會仍然是一個詩的巨人、最偉大者之一？他的熱情的能力，他的阻礙他看清外部世界的激動的淚水、抒情詩，這個不可觸及的女神，是不是命中注定有一天成為殘忍的美化者和他們「好心的侍者」？這就是二十三年前，我寫《生活在別處》時那些使我走火入魔的問題。小說中的傑羅米爾（JAROMIL），不到二十歲的年輕詩人，成了斯大林制度的狂熱走狗。批評界竟然對我的書抱以讚賞，他們在我的男主角身上看到的是一個假詩人，乃至一個壞蛋，這使我感到驚愕。在我眼裡，傑羅米爾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一個無辜的靈魂；如果不是這樣，我對自己的小說便不會有任何興趣。那麼誤解的責任者是我嗎？我是不是表達錯了。我不信。是一位真正的詩人同時加入（與傑羅米爾和馬雅可夫斯基一樣）不可否認的恐怖，這是一出醜聞。法國人用這個詞來確指一個無法證明是正確的、無法接受的、與邏輯相反卻又真實的事件。我們都無意識地企圖逃避醜聞，把它們當作沒有的事。所以我們更主張說文化界的那些和我的世紀的恐怖相妥協的頭面人物，是些壞蛋：但是這並非全是真的，哪怕是為了他們的虛榮，知道他們被人看見，被人瞅著、判斷著，藝術家哲學家都十分不安地關心著自己的誠實勇敢，站在善的一方，和在真實一邊的問題。這使得醜聞變得更加不能容忍，更加難以猜測。如果我們想在走出這個世紀的時刻不像進入它時那麼傻，那就應當放棄這種方便的道德主義審判，並思索這些醜聞，一直思考到底，哪怕它會使我們對於什麼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質疑。
但是公共輿論的迎合時勢是一種來自於法庭的力量，而法庭在那裡不是為了與某些思想消磨時間，它是為了在那裡了解審訊。在法官與被告之間，隨著時間的深淵日益加深，總是由一次極小的經驗來判斷一個大一些的經驗。一些不成熟的人們判決賽利納的積習，而且並未意識到，賽利納作品恰是靠了這些積習，才包含了一種有關存在的學問，如果這些人理解了它，這種學問會使他們更為成熟。因為文化的權力恰恰在這裡：它把恐怖質變為關於存在的智慧從而贖救恐怖。如果審判的精神成功地消滅了這個世紀的文化，在我們後面將只剩下對兒童合唱班所歌頌的恐怖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