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可能比卡夫卡在他的《審判》中走得更遠；他創造了極為無詩意世界的極為詩意的形象。所謂「極為無詩意的世界」，我是指對於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特性毫無位置的世界，人在其中只是外—人類力量——官僚主義、技術、歷史——的一個工具。所謂「極為詩意的形象」，我是指：卡夫卡並沒有改變這個世界的本質和它的非詩意特點，但卻以他的巨大的詩人的奇想，改造和重新塑造了這個世界。
K完全被強加給他的審判的境況所吞沒；沒有任何一點時間去想任何別的事。但是，即使在這種沒有出路的情況下也還有一些窗口，它們突然地，只是在很短的時刻里，自己敞開了。他不能從這些窗口逃走；它們半開著，馬上又關上；但是他至少在一個閃電式的空間里，看見了在外面的世界的詩，它不顧一切地存在著，好像一個永遠在那裡的可能性，並給他的走投無路者的生活帶來一束銀色的反光。
這些短暫的開放，比如說，是K的目光：他到了第一次人們召他出庭的小鎮的街上。前一刻，他還為了準時到達而奔跑。現在他停了下來，他站在街上，有幾秒鐘忘記了審判，他看著他的周圍：「差不多每個窗口都有人，穿著襯衫的男人胳膊支在窗台上，抽著煙，或抱著小孩倚在窗邊，小心而溫柔。別的窗戶口放著一撂撂床單、被單和鴨絨被，頂上有時閃過一個女人蓬亂的頭。」然後他走進院子。「離他不遠處，一個男人坐在一隻小箱子上，赤著腳，在讀報紙；兩個小男孩在一輛手拉車的兩端盪悠著；在一個水泵前，一個身穿緊身睡衣的嬌弱的少女站在那裡瞧著K，她水罐里的水滿了上來。」
這些句子讓我想到福樓拜的描寫：簡潔，全部的視覺，細節的意義，其中沒有一點兒是陳詞濫調。這種描寫的力量使人感到K是多麼渴望真實，他是多麼貪婪地飲著世界，而就在剛才一刻，這世界還由於對審判的擔憂而變得黯淡。可惜，歇息是短暫的，接下來一刻，K來不及用眼睛去看穿緊身睡衣的少女的那個水罐里盛滿了水：審判的急流重新捲走了他。
小說的幾個色情場面也如同瞬時間敞開的窗戶，極短的瞬間：K所遇到的女人只是些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和對他的審判有關：比如說，布爾斯特納（BUBRSTNER）小姐，他的鄰居，拘捕發生在她的房間里；K驚惶不安，給她講述所發生的事，到最後，在門口，終於擁抱了她：「他拉住她，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然後吻她的臉，像一隻饑渴的動物用舌頭一下下去舔它終於發現的水泉。」我強調了「饑渴」這個詞，它對失去正常生活的人頗有意義，那人只能在瞬間里與她交流，通過一個窗口。
在第一次審訊時，K作了一番報告，但他馬上被一個奇怪的事件所干擾：大廳里有看門人的女人，一個長得丑而乾瘦的大學生竟把她推倒在地，在旁聽期間和她做愛。這種不相干的種種事件令人難以相信的遇合（卡夫卡式的、怪誕和非真實美妙無比的詩！），這又是一個新的窗向著遠離審判的景色，向著人們給K剝奪的快活的粗俗、快活而粗俗的自由而敞開了。
這一卡夫卡式的詩讓我從對立的方向想起另一部小說，它也是個關於被捕和審判的故事：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一本幾十年中作為反專制主義專業人員的長期參考書。在這部想作為一個想像中的專制社會的可怕畫像的小說中，沒有窗；那裡，人們看不見少女和她的盛滿水的水罐；這部小說嚴密地向詩關閉；小說？一部偽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毫無疑問是清醒的、正確的，但是被它的小說的偽裝所歪曲，這個偽裝使得它不準確，只近乎大概。如果說小說的形式模糊了奧威爾的思想，反之，這個思想是否給了小說一些東西呢？它是否照亮了社會學與政治學都無法進入的神秘之地？沒有：境況與人物在其中像一張告示一樣平淡。那麼它是否至少作為推廣好的思想而有一定理由呢？也不是。因為被做成小說的思想不再作為思想而運行，而恰恰是作為小說，在《一九八四》中，它們是作為差的小說，帶有一部劣質小說所能運用的惡劣影響。
奧威爾的小說的惡劣影響在於把一個現實無情地縮減為它的純政治的方面，在於這一方面被縮減到它的典型的消極之中。我拒絕以它有益於反對專制之惡鬥爭的宣傳作為理由而原諒這樣的縮減，因為這個惡，恰恰在於把生活縮減為政治，把政治縮減為宣傳。所以，奧威爾的小說，且不說它的意圖，本身也是專制精神，宣傳精神之一種，它把一個被憎恨的社會的生活縮小（並教人去縮小）為一個簡單的罪行列舉。
共產主義結束一、兩年之後，我和一些捷克人交談，我聽到每個人講話里都有一種成為儀式的說法。所有他們的回憶，所有他們的思索都用這個必不可少的開場白：「四十年可怕的共產主義之後」，或「可怕的四十年」，尤其是「失去的四十年」。我看著說話的對方：他們既沒有被迫移民，也沒有進監獄，也沒有丟掉工作，更沒有被歧視；他們都在自己的地方生活，在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工作中，都曾有他們的假期、友誼、愛情，他們說「可怕的四十年」，便把他們的生活縮減為唯一的政治方面。但是，即使是過去40年的政治歷史，他們難道真的是作為一個唯一的與恐怖無區分的整塊而經歷的嗎？他們有沒有忘記那些年代：看弗爾曼（FORMAN） 的電影，讀哈巴爾（HRABAL）的書，出入那些不隨潮流的小劇場，講幾百個笑話，並在快樂中嘲笑政權？如果他們都講可怕的40年，那是因為他們把他們對自己生活的回憶奧威爾化，他們的生活在後來，在他們的記憶和他們的腦袋裡，失去了價值或甚至乾脆被取消（失去的四十年）。
K即使在自由被極度剝奪的境況下，仍能夠看著一個柔弱少女那個慢慢盛滿水的水罐。我曾說這些時刻像窗瞬間敞向遠離K的審判的景色，什麼景色？我來確切說明比喻：卡夫卡小說中打開的窗朝著托爾斯泰的風景；朝著這樣的世界：那裡的人物即使在最殘酷的時刻，仍保留著決定的自由，它把這個幸福的不可估量性給了生活，這個不可估量性就是詩的源泉。托爾斯泰極為詩化的世界是卡夫卡的世界的對立面。但是，多虧敞開的窗，有如一陣懷舊的氣息，有如讓人幾乎感覺不到的微風，它走進K的故事並存在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