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個女人興高采烈地向我宣告：「不再有列寧格勒了！咱們又回到正經的聖彼得堡來了！」城市和街道重新命名，這事從沒讓我有過什麼熱情。我幾乎想這樣告訴她，但是最後一刻我按捺了自己：在她的被令人昏眩的歷史前進所迷惑的目光里，我預先猜測出我們的不同意見，而且我沒有要爭論的慾望，況且在同一時刻我想起了一段她肯定已經忘記的插曲。同是這個女人有一次來布拉格我的家，看我和妻子，那是在俄國人入侵之後，1970年或1971年間，我們處在一種艱難的被禁止的境況中。從她來說，這是對我們支持的一種表現，我們儘力使她開心以作為對她的回報。我妻子對她講起一個美國富翁住在一家莫斯科旅館的滑稽故事（奇怪的是它是預言性的）。有人問那美國人：「您去墓地看列寧了嗎？」他回答：「我花了十美元讓人把他帶來酒店。」我們的客人綳起了臉。作為左翼（她始終是）她認為俄國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對她所珍視的理想的背叛，並認為她要同情的這一背叛的受害者嘲笑這些被背叛的理想是讓人不能接受的。「我不覺得這可笑」，她冷冷地說，只是由於我們的被迫害的地位使我們之間免於決裂。
我可以講一大堆這一類的故事。這種觀點的轉變不僅涉及政治，而且也涉及廣義而言的風氣，先是上升後為衰落的女權主義，對「新小說」的欣賞以及後來的蔑視，被放縱的色情所接替的革命的清教主義，先是被誣為反革命的和新殖民主義，後又由同樣那幫人作為進步旗幟打了出來的關於歐洲的思想，等等。我捫心自問：他們還記得他們過去的態度嗎？在記憶中他們還保留著他們轉變的歷史么？並不是看到人們改變觀點而使我憤怒。別祖柯夫，過去是拿破崙的崇拜者，變成了要謀害拿破崙生命的刺客，在前一種和後一種情況下我都覺得他可愛。一個在1971年崇拜列寧的人沒有權利在1991年為列寧格勒不再是列寧格勒而高興嗎？她當然有，然而她的改變與別祖柯夫的有所不同。
別祖柯夫或波爾貢斯基正是在他們的內心世界發生變化時作為個人得到證明，他們給人意外；他們使自己變得不一樣；他們的自由燃燒起來；伴隨自由的，還有他們的自我的個性；這些都是有詩意的時刻：他們如此強烈地生活著這些時刻，乃至整個世界都帶著被那些美妙的細節所陶醉的儀仗隊跑來與他們會合。在托爾斯泰那裡，人之作為他自己，作為個人，尤其因為他有力量，有異想天開，有改造自己的智慧。
反之，我看到的那些對列寧，對歐洲等問題改變態度的人們，卻在他們的非人性中暴露了他們自己。這一改變既非他們的創造、發明、任性，也非他們的意外、思索、瘋狂。它沒有詩：它只是對歷史的變幻的精神作了非常乏味的調整。所以他們甚至對此沒有察覺；總而言之，他們總是老樣子：總是在實際當中，總是想著在他們那個圈子裡應該想的事情；他們之改變，不是為了更接近他們自我的某種本質，而是為了與別人混同在一起；改變使他們保持不變。
我可以換一種方式表達：他們根據一個看不見的法庭來改變他們的思想，這個法庭自己也在改變思想；那些人的改變因而只是對於法庭明天要宣布希么是真理來下一次賭注。我想到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時代，走出了早期的對共產主義的狂喜之後，我們每向著反對官方的教義邁出一小步都感到是一次勇敢的行動。我們抗議對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捍衛被禁止的現代藝術，反對宣傳的愚蠢，批評我們對俄羅斯的依賴，等等。這樣做，我們便冒了些風險，沒什麼大了不起，但畢竟是點什麼而且這個（小小的）危險給了我們一種讓人高興的道德上的滿足。有一天我有了一個可怕的想法：如果這些反抗不是聽自於內心的自由和勇氣，而是出於有意討好另外一個在暗中已經在準備的審判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