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個唯一的辦法去理解卡夫卡的那些小說。像讀某些小說那樣去讀。不要在K的人物中去找作者的畫像，也不要在K的對話中去找什麼神秘的編碼信息，要認真地追從人物的行為，他們的說話，並試著在自己眼前想像他們。如果這樣讀《審判》，從一開始，我們就會被K對指控所作的奇怪反應所困惑：從沒做任何壞事（或者說不知自己作了什麼壞事）的K馬上開始像有了罪過一樣去行動，他感到自己有罪，人們使他變成有罪。人們使他產生犯罪感。
過去，在「是有罪的」和「感到自己有罪」之間，人們只看到一種簡單的關係：有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產生犯罪感」一詞，事實上，是比較近期的一個詞；在法語里，它在1966年靠了精神分析和它在語彙的發明才第一次被使用；這個動詞的名詞（「產生犯罪感」）兩年後被創造出來，在1968年。然而，在很長時間以前，直到那時尚未被發掘的「產生犯罪感」的境況，卻早已在卡夫卡的小說中，在K這個人物身上被呈現，被描述，被展開。在進化中它有不同的階段：階段一：為了失去的尊嚴而徒勞鬥爭。一個人被荒謬地指責，但對自己的無辜並不懷疑的他，看到自己像有罪者一樣的行為感到難堪。作為有罪者而並不是有罪者，其中有某種侮辱人的東西，他便努力去掩蓋。這個被展現在小說第一場戲中的境況，到了後面一章，被濃縮在一個其大無比的嘲諷玩笑之中。
一個莫名的聲音打電話給K：他將在下一個星期日在一個小鎮的一所房子里被審訊。毫不猶豫，他決定前往；出於服從？出於害怕？噢不是，自我愚弄自動地運轉起來：他只想去趕快結束這些讓他討厭的事，他們的愚蠢的審判讓他浪費時間（「審判成立了，那就得去應付，好讓這個第一堂出庭變成最後一堂」）。一個小時以後，他的經理請他在同一個星期日去他家裡做客。邀請對於K的事業生涯是重要的。那麼他會放棄那個滑稽的傳招出庭嗎？不會；他謝絕了經理的邀請，因為雖然他並不肯對自己承認，他已經被審判制服。
於是，星期日他去了。他想到電話里那個給他地址的聲音忘了指示他時間。沒關係：他感到著急並且跑起來（是的，按字面上，德文：ERLIEF），穿過整個城。他跑，為了準時到達，雖然連什麼時間也沒有被通知。我們可以說他想儘可能早到是有道理的；但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坐去同一條街的有軌電車呢？道理是：他拒絕乘電車，因為「他絕對不想表現出過分的準時從而在委員會那裡卑躬屈膝」。他跑向法庭，但是他作為一個永不低頭的男人跑去那裡。
階段二：力量的考驗。終於他到了一個大廳，人們在裡面等他，「那麼您就是那個畫匠。」法官說。而K則在坐滿了大廳的公眾面前辭令生動地反駁這種可笑的蔑視：「不，我是一個大銀行的首席代理人。」接著，他作了一番長篇報告，抨擊法庭的無能。在掌聲的鼓勵下，他覺得自己頗有力量，按照被告變為主告的那句口頭禪（威爾斯，對於卡夫卡式的嘲諷竟然充耳不聞，被這句口頭禪給耍了一番），他向法官挑戰。第一個打擊到來是在他看見所有與會者的領口上的標記，明白他想要去吸引的公眾只不過是由「法庭的公務員」組成，……「來這裡是為了聽堂和偵探。」他走了，在門口，預審法官在等他，並告訴他：「一次審訊對於被告所始終代表的好處您卻給自己剝奪了。」K叫道：「你們這幫壞蛋！你們所有的審訊，我都白送給你們了！如果不把這一場戲放在與緊接在K的咆哮之後所發生的，作為這一章的結尾，嘲諷關係之中，人們便根本不會懂得它。下面是隨後一章的開始：「K在後來的星期里一天挨一天等待新的傳訊；他不能想像他拒絕受審已被人們當真對待，到了星期六晚上，什麼也還沒有接到，他便出於默契設想他被在同一幢樓同一時間裡召審。所以，星期日他又去了那裡。」
階段三：審判的社會化。K的叔父一天從鄉下到來，聽說了對他的侄子的審判。一件漂亮的事：審判再秘密不過，大家這麼說，然而，卻無人不知。另一件事同樣出色：沒有人懷疑K是有罪這件事，社會已經通過了這一控告，並在上面加上了它的默許（或者它的非—不同意）。人們準備看到憤怒的驚訝：「怎麼會指控你？到底是什麼罪？」然而叔父並無驚訝。他只是想到審判對於所有親戚可能帶來的後果而害怕。
階段四：自我批評。法庭拒絕作出正式指控，為了面對法庭保衛自己，K最後便自己來找自己的錯誤。它藏在哪兒？肯定在履歷表的什麼地方：「他要重新回憶自己的全部生活，一直到最為隱秘的一切行為和一切事件，然後從各個方面去報告並研究它。」
這種境況遠不是非真實的：事實上，一個倒了運的普通女人也會問自己，我做了什麼壞事？她會開始搜索她的過去，不僅檢查她的行動，而且還要檢查她說過的話和她的秘密的思想，為的是理解上帝的憤怒。
共產主義的政治實踐為這種態度創造了「自我批評」一詞（法語中該詞在1930年左右從政治意義上被使用：卡夫卡那個時候不用它）。人們對這一個詞的使用並不確切地符合它的詞源。不是要批評（從改正錯誤的意圖出發將好與壞諸方面分開），而是找到錯誤，來幫助主告者，來接受和同意控告。
階段五：受害者與他的劊子手認同。在最後一章，卡夫卡的嘲諷達到了他的可怕的高峰：兩位穿禮服的先生為K而來，帶他到街上。他先是拒絕，但是馬上對自己說：「我現在唯一能作的事……就是保持我的論證的明確一直到最後……現在我應不應該表現出在一年的審判中我什麼都沒有學到？我應不應該像一個一竅不通的傻瓜一樣走開？」
然後他遠遠看見警察巡邏。其中一個使他覺得可疑的人靠近了他們。這時，K主動地用力拽走兩位先生，甚至和他們一起跑了起來，想躲過警察；有誰知道？警察會不會打亂或阻止等待他的執法？
終於，他們到了目的地。兩位先生準備著，要把他扼死，這時一個想法（他的最後的自我批評）穿過K的大腦：「他的義務應該是自己拿起這把刀……把它插入自己的身體。」他抱怨自己的軟弱：「他沒能完全地經受考驗，他沒有能使官方擺脫全部工作；這最後一個錯誤歸咎於向他拒絕使出全部必要力量的人。」
人可以多長時間被認為與自己認同？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個性在於他們個人的意識形態，它以或多或少直接的方式，確定他們的行為。奇里洛夫（KIRAILOV）完全被吞沒在他自己的、被認為是自由最高表現的自殺哲學中。奇里洛夫：一個變成了思想的人。但是，人在真正的生活中，真是這樣的個人意識形態的直接投影嗎？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的人物［特別是皮埃爾·別祖柯夫（PIERREBEZOUKHOV）和安德烈·波爾貢斯基（ANADREBOLKONSKY）］也有他們的很豐富、很發達的理智，但它是在變化中並有多種變化形式，以至於不可能根據他們的思想來給他們下定義，那些思想在他們生活的每一階段都各為不同。托爾斯泰這樣給了我們關於人是什麼的另一個觀念：一個行程；一條曲折的道路；一次旅行，其每個陸續到來的階段不僅不同，而且經常代表對前面階段的全面否定。
我說「道路」，這個詞有可能使我們誤入歧途，因為道路的形象讓人想到一個目標。然而，這些只是出乎意料地結束，被偶然死亡所中斷的道路，帶我們向著什麼目標呢？的確，皮埃爾·別祖柯夫到了最後，達到了彷彿是理想和最後的階段：他懂得了生活總是去尋找一種意義，為這個或那個事業去奮鬥，是徒勞的；上帝無所不在，在整個生命、在每天的生活之中，因而只需去生活所有要生活的並且帶著愛：於是，幸福的他鐘情於他的女人和他的家庭。目標達到了？達到頂峰，使得從後來角度看前面旅行的所有階段成了簡單的台階？如果是這樣的話，托爾斯泰的小說便會失去它的根本性的嘲諷，而接近於一種小說化的道德教訓。在綜述八年之後所發生一切的尾聲里，人們看到別祖柯夫離開他的家和妻子一個半月，投身於彼得堡的一個半地下的政治活動。又一次，他要去為他的生命尋找一個意義，為一個事業而奮鬥。道路沒有結束，而且也不知道目標。
人們可以說一個歷程的不同階段，相互地、處在一種嘲諷的關係裡面。在嘲諷的王國里到處是平等；這意味著歷程中沒有任何一個階段，從道德而言，高於別的階段。波爾貢斯基投入工作，為的是使自己有益於他的祖國，他是想因此而贖回他從前的憤世嫉俗的過失嗎？不。不要自我批評。在道路上的第一階段，他都曾集中了他全部的理智與道德力量來選擇他的態度，而且他知道這一點；他怎麼能譴責自己不曾是他不可能是的樣子呢？如果說，人們不能從道德的觀點來評判他的生命的不同階段，那麼同樣地，人們也不能從真誠性的觀點來進行評判。不可能確定哪一個波爾貢斯基最忠實於自己：是那個脫離公眾生活的人或是那個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