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早上醒來，還在床上，按鈴叫人給他送來早餐。代替女佣人進來的是一些陌生人，正常人，穿著正常，但是，馬上就擺出一種主子的派頭，以致K不能不感到他們的力量和他們的權力。儘管忍無可忍，他還是能力趕走他們，反而有禮貌地問那些人：「您們是誰？」
從一開始，K的行為就搖擺於兩者之間：脆弱以至於準備向闖入者（他們來向他說明他被捕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厚顏無恥低頭讓步，和害怕自己顯得可笑。比如，他堅決地說：「我既不想呆在這裡，也不喜歡你們不作介紹就向我說話。」只消把這些話從它們的嘲諷的關係中拽出來，僅從字面上捉住它們（有如我的讀者對待巴納卡的話那樣），K在我們看來［就像對於把《審判》寫入電影的奧爾遜·威爾斯（ORSONWELLES）］便會是個反抗—暴力—的人。然而，只須認真地讀一下文章就可知道這個被稱為反抗者的人繼續服從於闖入者，這些人不僅不屑於自我介紹，甚至吃了K的早餐，並讓K在整個時間，穿著睡衣站在那裡。
在這場奇怪的羞辱場面的結束的時候（他向他們伸出手去，他們拒絕握手），其中的一個男人對K說：「我想您大概想去您的銀行吧？」「去我的銀行？」K說，「我還以為我被捕了。」
這回是又一次，人—反抗—暴力！他擅長挖苦！他挑逗！
卡夫卡的評論說得更加明確：「K在他的提問中放進一種挑戰，因為儘管別人拒絕與他握手，但他卻覺得，尤其是監視人起來之後，自己越來越獨立於這些人。他跟他們玩兒。打算在他們要走的時候，一直追他們到樓門口，並建議他們把他逮捕。」
這就是個非常巧妙的嘲諷：K投降了，但是想看到自己是個很強的「跟他們玩兒」的人，嘲笑他們，用玩笑的口氣，偽裝把自己的被捕當作認真的事。他投降了，但馬上把他的投降解釋為在他自己看來他能夠保持他的尊嚴。
人們最先讀卡夫卡的時候，臉上一副悲劇面孔。然後人們聽說，卡夫卡在把《審判》的第一章讀給朋友們聽的時候，把朋友全都逗笑了。於是人們也開始強迫自己去笑，卻並不知到底為什麼。其實，在這一章里，這麼好笑的到底是什麼？
K的行為。但是這個行為的可笑在何處？
這個問題使我回想起我在布拉格電影學院渡過的歲月。在教員的會議上，我和朋友C，總是以一種調皮的親切感瞧著我們的同事D，一位50十多歲年紀的作家，狡猾但行為端正，我們始終懷疑他是個十足的不可收拾的膽小鬼。我們夢想有這麼一個（可惜！）我們從未實現過的場面：正在開會時，我們當中一個人將突然對他說：「跪下來！」
他先是會聽不明白我們想要幹什麼；說明白了，在他的清醒的怯懦中，他很快就會懂了，但以為可以裝作不懂，來贏取一些時間。
於是我們會提高聲音：「跪下！」
這時候，他再也不能裝不懂了。他會準備好服從，但只剩一個問題要解決：怎麼做？怎麼在這裡，在同事眼皮底下跪下來，而又不降低身份？他將絕望地尋找一種滑稽的方式，用來配合下跪。
「親愛的同事，」他終於會說，「你們是否允許我在膝蓋下面放一個沙發墊背？」
「跪下，不許說話。」
他將照著去作：兩隻手交叉在一起，頭微微垂向左方：「我的親愛的同事，如果你們認真研究過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拉斐爾畫的聖-弗朗索瓦·達西斯就是這種姿式。」
那時候每一天我們為這個使人高興的場面想像新的場面，發明一些又一些我們的其他同事可能用來嘗試挽救其尊嚴的精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