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四歲的時候，曾去上音樂作曲課。不是因為我是神童而是因為我父親的靦腆的細膩。那是戰爭時期，他的朋友，一位猶太作曲家被迫戴著黃星；人們開始迴避他。我的父親，由於不知道怎樣跟他講對他的支持，想了個主意請他在這樣的時候給我上課。那時人們把猶太人的公寓房沒收了，作曲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搬往一個新地方，地方越來越小，最後在他去德雷琴（TEREZIN）之前，他的住處極小，裡面每一間都擠住著好幾個人。他每一次都保留著他的小鋼琴，我在那琴上彈奏我的和弦練習曲或復調練習曲，而我們周圍的陌生人們則忙於他們的事。
這一切給我留下的只有對他的欣賞和三四個形象。尤其是這樣一個形象：下課後他送我走，在門前他突然停下對我說：「貝多芬有許多讓人驚訝的差的樂段。但是正是這些差的段使他的強的段得以顯現價值。好比一片草坪，沒有它我們不可能在長在它上面的一棵漂亮的樹下享受快樂。」
奇怪的想法。它始終留在我的記憶里，這更令人奇怪。也許，我為能夠聽到先生傾訴心裡的隱秘，聽到一個秘密，一個只有入門者才有權獲得的大詭計而感到榮幸。
無論怎樣，那時候我的先生的這個短暫思索跟隨了我的整個生命（我捍衛它，我和它作戰，我從來沒有戰勝它）；沒有它，這篇文論肯定不會寫出來。
但是比這個思索本身更為珍貴的是這個人的形象，他不久就要去作一次殘酷的旅行，然而卻在一個孩子面前，高聲地思索關於藝術作品的結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