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剛開始，我寫完了《為了告別的華爾茲》（LAVALSEAUXADIEUX），我以為我的作家生涯已經結束。那時在俄國人的佔領下，我和妻子，有別的事要操心。只是在我們到了法國一年後（全靠了法國），也是在完全中斷了六年之後，我又重新開始，沒有激情地，去寫作。我心裡不安，為了讓自己重新感到腳踏實地，我想重新做我過去已經做過的事：寫一種《可笑的愛情》的第二卷。多麼倒退！二十年前，我是從這些中篇小說開始我的散文作家的歷程的。有幸的是，草寫了兩三回這些《可笑的愛情之二》以後，我明白了我在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不是個中篇小說集而是一部小說（後來命名為《笑忘書》），一部七個部分完全獨立的小說，但它的統一達到一種地步，以致它的每一章，如果分開來讀，就會失去它很大部分的意義。
這一下，所有在我心裡剩下的對小說的藝術的不信任便消失了：我給每一章以短篇小說的特點，從而使小說大結構顯然不可避免的技術變為無用。我在我的事業中與「肖邦的戰略」，即小結構的戰略相遇，它不需要無一主題的過渡。（這是否意味著短篇小說是小說的小形式？是的，短篇小說與小說之間沒有語義學上的區別，然而在小說與詩，小說與戲劇之間卻有。我們是辭彙量的受害者，沒有一個唯一的詞來包容這兩個，大的，小的，同一藝術的形式。）這七個獨立的小結構，它們怎樣被連接起來，如果它們沒有任何共同的情節？唯一維繫它們在一起，使它們成為一部小說的，是主題的統一性。因此，在我的道路上，我遇到了另一個古老的戰略：貝多芬的變調戰略；靠它，我便能和若干個使我入迷的有關存在的問題保持直接的和不中斷的聯繫，這些問題在這個變調—小說中，逐步地從多種角度被開掘。
這種主題的逐步開掘有一個邏輯，是它來決定各章節的連鎖。比如：第一章（《丟失的信件》）展示人與歷史在它們的基本版本中的主題：人撞到歷史上，歷史將他粉碎。在第二章（《媽媽》）同樣的主題被倒置：對於媽媽，俄羅斯坦克的到來與她的花園裡的梨相比代表很少的東西（「坦克會消亡，而梨是永恆的」）。第六章（《天使》）的女主人公塔米娜溺水而死，可以被看作小說的悲劇結尾；然而，小說不在那裡結束，而是在後一章，它既不使人傷心，也無戲劇性，也無悲劇性，它講述一個新的人物，讓（JEAN）的色情生活。歷史這個主題在它那裡只是簡短帶過，而且是最後一次：「讓的有些朋友離開祖國，並把他們的全部時間用來為失去的自由而鬥爭，像讓當初一樣。他們都已經感到把他們維繫於祖國的聯繫只是一種幻想，如果說他們還準備著為了什麼對於他們並無所謂的事情去死，那隻不過是習慣的延續使然。」人們觸到了這個形而上學的邊界（邊界：小說過程中所致力的另一個主題），在它後面一切都失去意義。塔米娜結束生命的那一個島由天使的笑（另一個主題）所主宰，而第七章則響徹著「魔鬼的笑」，這個笑化一切（一切：歷史，性，悲劇）為煙。只是在那裡，主題的道路觸到它的終結，書可以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