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以後，在我的祖國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年代，我懂得了這一時期抒情的盲目性所起的傑出作用，這一時期對於我是個「詩人與劊子手一起統治」的時代（《生活在別處》）。我那時想到了馬雅可夫斯基；對於俄國革命，他的天才曾和捷爾仁斯基（DZERJINSKI）一樣是不可或缺的。抒情主義，抒情化，抒情式報告，抒情的狂熱都是人們所稱為專制世界的組成部分；這個世界，它不是古拉格，它是有著外牆的古拉格，牆上爬滿蟲子，人們在牆的前面跳舞。
甚於大恐怖本身，對大恐怖的抒情化對於我是一種精神上的強烈震動。永遠地，我被注射了抵抗一切抒情企圖的疫苗。那時候我唯一深深地、貪婪地慾望的東西，就是一個清醒的、看破世事的目光。我終於在小說的藝術中找到了它。這也是為什麼對於我，作為小說家，不僅是實踐「一種文學的」形式；它是一種態度，一種智慧，一種立場；一種排斥與任何政治、宗教、意識形態、道德和集體相認同的立場；一種有清醒覺悟的不屈不撓的、滿腔憤怒的非—認同化（NOIFICATION），它的構成不是作為逃避或被動，而是作為抵抗，挑戰，反抗。後來我有過這些奇怪的對話：「您是共產主義者嗎？昆德拉先生？——不是，我是小說家。」
「您是不同政見者嗎？——不是，我是小說家。」「您是左翼還是右翼？——哪個都不是。我是小說家。」
從我早期年青時代起，我就愛上了現代藝術，它的繪畫，它的音樂，它的詩。但是現代藝術那時由於對進步的幻想，和它的美學的與政治的雙重革命的意識形態，而帶有它的「抒情精神」的烙印。所有這些，一點點地，我都像患流行感冒一樣接受過。但是我對前衛精神的懷疑主義，卻絲毫沒有改變對於那些現代藝術作品的愛。我愛它們，我之愛它們還因為它們是斯大林式的迫害的首當其衝的受害者；《玩笑》中的切納克（EK）被送到一個懲戒軍團因為他喜歡立體派繪畫；就這樣，革命決定現代藝術是它的頭號意識形態敵人，即使可憐的現代派僅僅想歌頌和慶祝革命；我永遠不會忘記康斯坦丁·畢德爾（KONSTANTINBIEDL）：一位出色的詩人（啊！我曾熟記多少他的詩！）、熱情的共產主義者，在1948年以後，他開始寫宣傳詩，其平庸讓人吃驚而且心碎，不久以後，他從一個窗戶跳到了布拉格大街的石板上而自斃；在這個敏感的人身上，我看到了現代藝術被欺騙，被戴綠帽子，被犧牲，被謀殺，自殺。
我對現代藝術的忠誠因而與我對小說的反抒情主義的熱愛有著同樣的激情。普洛東所珍愛的，全部現代藝術所珍愛的詩一般的價值（激烈性、濃度、想像、解脫、對「生命中無價值時刻」的蔑視）我都曾專門在夢幻的小說的領地尋找過它們。它們對於我因此而更加重要。這也許說明為什麼我尤其過敏的是使德彪西害怕的、聽勃拉姆斯或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樂時的那種煩惱；對勤勞的蜘蛛的悉悉聲過敏。這也許說明，為什麼我長久時間對巴爾扎克的藝術充耳不聞，為什麼我特別喜愛的小說家是拉伯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