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東在批評小說的藝術時，是在攻擊它的弱點還是它的本質？首先可以說他所攻擊的是和巴爾扎克一起在十九世紀初誕生的小說美學。小說那時正經歷它的極為偉大的時代，第一次表現自己為一種巨大的社會力量；擁有幾乎是催眠術般誘惑能力的它預兆了電影藝術：在它的想像的銀幕上，讀者看到如此真實的小說場面以致他快要把它們與自己生活的場面混同起來；為了征服讀者，小說家那個時候擁有整個一架製造對真實的幻想的機器；但是這部機器同時為小說的藝術生產了結構性的二分式，可與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音樂的分枝相比較：既然是這麼個精細的因果邏輯使得諸種事件近乎真實，那麼這一連串中的每一基本粒子都不應被遺漏（而它本身卻是如此無意義）；既然人物應當顯現出「有生氣」，那麼就應當給他們帶去儘可能多的信息（即使它們無所不含卻不讓人驚訝）；而且還有歷史：過去，它的緩慢風格使它幾乎讓人看不見；然後它加快步伐並且突然間（巴爾扎克的偉大經驗正在這裡）在人周圍的一切在他們的生命中變化起來，他們漫步的街巷，他們家裡的傢具，他們所從屬的機構；人類生活的背景不再是不動的、事先已知的布景，它成了變化的，它今日的面貌註定要在明天被遺忘，所以要抓住它，描寫它（而這些流去的時間的畫面會是如此讓人厭煩）。
背景：繪畫在文藝復興時代發現了它，它帶有一個遠景，把畫面分為處於前面的和位於背景的。由此而導致形式的特殊問題：例如肖像畫，臉部比身體，尤其比背景的帷幕集中了更多的注意力和興趣。這是完全正常的，我們就是這樣看到我們周圍的世界，然而在生活中正常的並不因此而符合在藝術中形式的要求：不平衡，在一幅畫上，在被給予特權的地方與其他的，原則上說是次要的，有待掩蓋、照顧和重新平衡的地方之間。或者它會被一種將會取消這種二分式的新美學徹底拋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