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內在的二分式不使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音樂低於其他時代的音樂；所有時代的音樂都包含它的結構性困難；正是它們邀請作者去尋找前所未有的解決辦法並因此而發動形式的演進。下半時的音樂對這一困難況且是有意識的。貝多芬：他為音樂注入了在他以前從未有過的表現的強烈性，是他塑造了奏鳴曲的作曲技巧，而任何別人都未曾這樣；這種二分式大概對於他壓力尤其沉重；為了克服它（並不是說他總是成功），他發明了各種戰略：比如，給主題之外的音樂材料，一個音階，一個琶音，一個過渡，一個結尾，予以一種意想不到的表現性。
或者（比如）給變調的形式予以另一種意義，這一形式在此以前僅僅是技術性的精湛技巧，而且是最無價值的精湛技巧；彷彿人們只留下一個模特穿著不同的花裙在台上走來走去；貝多芬推倒了這一形式的意義去問自己：哪些是隱在一個主題中的旋律的、節奏的、和聲的可能性？從音質上改變一個主題而不背叛它的本質可以一直走多遠？從這裡出發，那麼這一本質是什麼？貝多芬雖然在音樂上提出這些問題，但對於奏鳴曲形式所帶來的，他沒有絲毫需要，既不要橋，也不要展開，也不要填充；他沒有一秒種是在對他來說的基本的之外，在主題的奧秘之外。
研究一下十九世紀的全部音樂怎樣不斷嘗試克服它的二分式會是很有意思的。對這點，我想到了我所稱為的「肖邦的戰略」。契訶夫（TCHEKHOV）不寫任何長篇小說，和他一樣，肖邦對大作品賭氣，差不多隻寫一些收為樂集的音樂短曲（瑪祖卡·波格涅茲，夜曲，等等）。（有幾個例外對這個規矩是個確認：他的鋼琴與管弦樂協奏曲都是差的）。他逆時代精神而行，那個時代認為創作一部交響樂、一部協奏曲、一部四重奏是一位作曲家地位的必要標準。而肖邦創作一部作品恰恰是迴避這個標準，但他的作品或許是他的時代唯一的，絲毫沒有衰老，完全地富有活力的作品，而且實際上無一例外。肖邦的戰略告訴我為什麼在舒曼、舒伯特、德沃夏克、勃拉姆斯那裡，最小塊頭的，最低響亮度的作品使我感到更有生氣，比交響樂和協奏曲更美（經常是很美）。因為（重要發現）下半時的音樂的內在二分式是大作品獨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