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爾諾令我氣憤的，是他的短路的方法，用一種可怕的簡易法把藝術作品與某些原因、某些結果或某些政治的（社會學的）意義聯繫起來；所有十分細微的思考（阿多爾諾的音樂學知識是值得欣賞的）都因此導致了一些極為貧乏的結論。事實上，由於一個時代的政治傾向總是被縮減為僅僅兩個對立的傾向，人們最終註定把一部藝術品分類為或屬於進步方面或屬於反動方面；又因為反動即是邪惡，宗教審判所便可開始它的審判。
《春之祭》：一出芭蕾舞劇，結尾是一個少女的犧牲，她要為春天的再生而死。阿多爾諾：斯特拉文斯基站在野蠻的一邊，「他的音樂並不與犧牲者認同，而是與破壞性的決策機構相認同」（我想：為什麼要用「認同」這個動詞？阿多爾諾怎麼能知道斯特拉文斯基「認同」與否？為什麼不說「描繪」、「繪製一幅肖像」、「形象表現」、「重現」？回答：因為只有與惡認同是有罪的，並可以使一場審判合法化）。
從來我都深深地激烈地憎恨那些想在一件藝術品中找到一種態度（政治的、哲學的、宗教的，等等）的人們，他們不是去從中尋找一種認識的意圖，去理解，去捉住現實中的這個或那個外觀。音樂，在斯特拉文斯基以前，從未善於把一種偉大的形式賦予野蠻的儀式。人們過去不會音樂式地去想像它們。這就是說：人們過去不會想像野蠻的美。沒有它的美，這個野蠻仍會是不可理解的（我要強調：為了徹底地認識這種或那種現象，應當理解它的美，真實的或潛在的）。說一個血淋淋的儀式具有一種美，這便是醜聞，無法忍受，無法接受。然而，不理解這個醜聞，不去走到這醜聞的盡頭，對於人我們便理解不了什麼。斯特拉文斯基給野蠻的儀式賦予一種強烈的具有說服力的音樂形式，但它不說謊；讓我們來聽《祭》的最後一段，犧牲的舞蹈：恐怖沒有被變換掉。它就在那裡。它僅僅是被表現嗎？它沒有被揭露嗎？但是如果它被揭露，也就是說被剝奪了它的美，在它的醜陋中被表現，那就成了一種作弊，一種簡單化，一種「宣傳」。正因為它是美的，所以殺害少女才如此恐怖。
如同他曾作過的一幅彌撒的描繪，一幅集市節日的畫《彼德魯什卡》，斯特拉文斯基在這裡作的是野蠻的興奮狀的描繪。其意義更在於他始終明確地宣稱他是阿波羅原則的擁護者，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原則的敵人：《春之祭》（尤其是它的儀式舞）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式興奮的阿波羅式描繪，在這幅畫里，狂喜如醉的因素（好戰的節奏打擊，若干個極短、多次重複、從未展開並近似叫喊的旋律主題）被改造成偉大的細膩的藝術（比如節奏，儘管它的好戰性，在不同拍的快速交替中變得如此複雜，以致它創造了一種人為的、非真實的、完全風格化的節拍）；然而，這幅野蠻的描繪畫所具有的阿波羅美並不遮掩恐怖；它讓我們看見，在興奮的最底層所有的只是節奏的強硬、打擊樂的嚴厲的擊拍、極端的無感性、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