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的兩個侍應生大概是卡夫卡的最具詩意的盛會，是他的異想天開的美妙之極；不僅他們的存在令人無限吃驚，而且充滿意義：這是些可憐的敲詐者，讓人討厭的人，但他們也代表著城堡世界的逼迫人的「現代性」；他們是警察、報導記者、攝影師，全面摧毀私生活的代理人是悲劇舞台上往來的無辜的丑角；他們也是淫蕩的窺視者，他們的出場給整個小說吹入了一股由不健康的混雜和卡夫卡式喜劇合成的性的芬芳。
尤其是：這兩位的介入有如一根槓桿，把故事豎起在這個一切既是真實而又不真實，可能而又不可能的領域裡。第十二章：K和弗莉達，和他們的兩個呆在一所小學校教室改成卧室的房子里。小學女教師和她的學生們在四個人正開始晨洗的時候走了進去。在掛在雙杠上的被單後面，他們重新穿好衣服，而孩子們感到好玩，納悶，好奇（他們也是窺視者），孩子們觀察著他們。這勝過一把雨傘與一架縫紉機的相遇。這是兩個空間絕妙地不適當的相遇：一個小學校班級和一個令人可疑的卧室。
這個偉大的喜劇詩的場面（它應該被列在小說的現代性的精選之首）在卡夫卡以前的時代是無法讓人想到的。完全無法讓人想到。我這樣強調，是要說明卡夫卡的美學革命的徹底性。我記得一次談話，已經是20年前，和加爾西亞·馬爾克斯，他對我說：「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寫作。」另外的方法，這就是說，越過真實性的疆界。並非為逃避真正的世界（用那些浪漫者的方式）而是為了更好地把握它。
因為，把握真正的世界屬於小說的定義本身；但是，如何把握它，並能同時投入一場使人著魔的異想天開的遊戲？如何能在分析世界時做到嚴謹，同時在遊戲般的夢中不負責任地自由自在？如何把這兩個不相容的目的結合起來？卡夫卡解開了這一巨大的謎。其他的人們從這個缺口追隨他去，每人有自己的方式：費里尼、馬爾克斯、伏昂岱斯、拉什迪，還有其他人，還有其他人。
見鬼去吧。聖-加爾達！它的被閹割的陰影隱去了所有時代中一位最偉大的小說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