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達是我們時代的一位聖者，一位真正的聖者」。但是一位聖者可以去逛窯子嗎？布洛德在出版卡夫卡日記時作了一些審查；他不僅取消了暗示妓女的地方，而且包括所有與性有關的部分。卡夫卡學始終對作家的性能力有懷疑，熱衷於對他的性無能作滔滔議論。因此，長期以來卡夫卡就成為那些神經官能症者、精神沮喪者、厭食者、體弱者的聖主，那些畸形人、可笑的矯揉造作者、歇斯底里者的聖主（在奧爾遜·威爾斯那裡，K歇斯底里的嚎叫，而卡夫卡的小說其實是全部文學史上最少歇斯底里的作品）。
傳記作者並不了解自己妻子的隱秘的性生活，但他們相信了解司湯達（STENDHAL）或福克納的這種生活。關於卡夫卡的這一生活，我只敢這樣說：他的時代的色情生活（不是太自在）與我們的時代不大一樣：那時的年輕姑娘結婚前不做愛，對於一個獨身男人，就只有兩個可能：找好家庭出身的已婚女人或下等階級的容易的女人：女商販、保姆，當然還有妓女。
布洛德的小說的想像來自於第一種源泉；從那裡產生激奮的、浪漫的色情（戴綠帽、悲劇、自殺、病態的妒嫉）和無性的色情：「女人們誤以為一個重感情的男人只著重肉體的佔有。這樣的佔有只是一種象徵，它遠遠不能等同於情感的重要，情感使肉體改變了面貌。男人的全部愛情旨在贏得女人的仁慈（從真正的詞義上講）和善意。」（《愛情的歡喜王國》）卡夫卡小說的色情想像，恰恰相反，幾乎僅僅從另一源泉汲取素養：「我從窯子前走過如同從親愛的人家門前走過」（日記，1910年，被布洛德刪去的一句話）。
十九世紀的小說，儘管懂得權威性地分析所有的愛情戰略，卻任性與性行為被遮蓋。我們世紀的最初幾十年，性從浪漫激情的霧裡走出。卡夫卡是最早在自己的小說里發現性的人之一（還有喬伊斯，肯定是）。他不是把性當作為放蕩者圈中人（十八世紀的作法）所設的遊戲場地，而是作為每個個人的平常和基本的生活現實。卡夫卡揭開了性與存在相關連的諸面貌：性與愛情相對立；愛情作為性的條件，性要求的奇特性；性的模稜兩可：它使人亢奮，同時又使人反感的方面；它的可怕的無意義，儘管絲毫不減其異常威力。
布洛德是一個浪漫主義者。然而，從卡夫卡小說的基礎上我以為可以看到的是一種深刻的反浪漫主義；它比比皆是：既在卡夫卡看社會的方法中，也在卡夫卡造一個語句的方法中；但是這一方法的根源可能來自於卡夫卡對性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