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斯·布洛德創造卡夫卡的形象和他的作品的形象，同時也創造了卡夫卡學。即使卡夫卡學者們很想和他們的父親保持距離，他們卻從未走出後者給他們划出的地域。卡夫卡學的文章數量上了天文數字，卡夫卡學以無數的變調發展著始終相同的報告，相同的思辨，這種思辨日益獨立於作品本身，但是它只靠自己來滋養自己。通過無數的序，跋，筆記，傳記和專題論文，學院報告和論文，卡夫卡學生產和維持著它的卡夫卡形象，以至於公眾在卡夫卡名下所認識的那個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學化的卡夫卡。
一切關於卡夫卡的，並不一定是卡夫卡學。如何給卡夫卡學下定義？用一種同語反覆：卡夫卡學是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學化的論說。用卡夫卡學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一、和布洛德一樣，卡夫卡學不是在文學史（歐洲小說史）的大背景下而是幾乎僅僅在傳記性的微觀背景下研究卡夫卡的書。在他們的專題論文中，布瓦岱弗勒（BOISDEFFRE）和阿爾貝來斯（ALB′EREES）自稱在普魯斯特門下，拒絕以傳記的方式來解釋藝術。但他們只是想說，卡夫卡要求一種例外，其作品與他個人不可分開，不管他們是叫約瑟夫·K，勒翰（ROHAN），撒姆薩（SAMSA），土地測量員，本·德晨（BENDEMANN），歌手約瑟芬（JOS′EPHINE），禁食者，或空中雜技演員，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別人，而只不過是卡夫卡自己。傳記是理解作品意義的關鍵：作品唯一的意義在於它是理解傳記的關鍵。
二、和布洛德一樣，在卡夫卡學者筆下，卡夫卡傳記成為了聖徒傳記；羅曼·卡爾斯特（ROMANKARST）在1963年利伯萊斯（LIBLICE）學術討論會的報告最後所用的誇張令人難忘：「弗朗茲·卡夫卡曾為我們而生，而受苦」。聖徒傳記多種多樣：宗教的；世俗的卡夫卡；他的孤獨的犧牲者；極左分子：卡夫卡「經常」出入無政府主義分子的會議，而且對「1917年的革命非常關注」（按照一個有謊語癖的人的說法，此語常被引用，但從未被核實）。每個教堂都有自己的偽聖經：居斯塔夫·傑努什有他的《談話錄》。每個聖人都有自己的供祭法：卡夫卡的意願是讓人毀掉他的作品。
三、和布洛德一樣，卡夫卡學將卡夫卡—步步逐出美學領域：或將他作為「宗教思想者」，或者，在左翼那裡，將他作為藝術的反對派，「他的理想中的圖書館中包括幾本工程或機器方面的和法學家如何作陳述的書籍」［德魯茲（DELEUZE）與加塔利（GUATTARI）的書］。卡夫卡學不倦地研究卡夫卡與祁克果（KIERKEGAARI），和尼采，和神學家的關係，對小說家和詩人視若無睹。甚至加繆（CA-MUS）在他的文論中，也沒有把卡夫卡作為一個小說家來談論，而是作為哲學家。人們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他的私人文稿和他的小說，而且明顯地更喜歡前者。我隨便舉加羅蒂（GAARAUDY）關於卡夫卡的文論，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他54次提到卡夫卡的書信，45次卡夫卡日記，35次傑努什寫的《談話錄》，20次短篇小說；5次《審判》，4次《城堡》，沒有一次《美洲》。
四、和布洛德一樣，卡夫卡學無視現代藝術的存在；好像卡夫卡不屬於那一代的偉大創新者：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韋伯恩（WEBERN）、巴托克（BARTOK）、阿波利奈爾（APPOLLINAIRE）、穆齊爾、喬伊斯、畢加索、布拉克（BRAQUE），所有這些人都生於1880至1883年間。五十年代，當有人提出卡夫卡與貝克特（BECKAETT）的親緣關係的見解時，布洛德馬上反對：聖-加爾達與這等墮落毫無關係！
五、卡夫卡學不是一種文學批評（它不研究作品的價值：作品所揭示的迄今不為人知的關於人的存在的種種面貌，致使藝術的演進改變方向的美學方面的創新，等等）；卡夫卡學是一種詮釋。這樣一種學問，它只會在卡夫卡的小說中看到隱喻，而無其他。隱喻是宗教性的：［布洛德：城堡＝上帝的聖寵；土地測量員＝尋找天意的新帕希法爾（PARSIFAL）；等等，等等］它們是精神分析式的，存在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土地測量員＝革命的象徵，因為他著手對土地進行新的分配）；它們是政治的［奧爾遜·威爾斯（ORSONWELLES）的《審判》］；卡夫卡學在卡夫卡的小說里，並不去尋找由一個巨型的想像所改變的真實世界；它在破譯宗教的啟示，解開哲學的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