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獨一無二的境況：由於他的出身，拉什迪屬於穆斯林世界，這一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還生活在現代之前的時代。而他寫作在歐洲，在現代的時代，或者說，更確切地講，在這個時代的終結上。
在伊朗的伊斯蘭教此時正值遠離宗教的溫和而走向好鬥的神權政治之際，小說的歷史，隨著拉什迪，從托馬斯·曼的好心的教授般的微笑走向從重被發現的拉伯雷式幽默源泉中汲取賓士的想像。各種反論相匯合，並被推向極端。
從這一點來看，對拉什迪的譴責並非一種偶然，一次瘋狂，而是兩個時代的再也不能更深的衝突：神權政治討伐現代，並把它的最有代表性的創作——小說，作為他們的目標。因為拉什迪沒有冒犯神聖，他沒有攻擊伊斯蘭教，他寫了一本小說，但是這對於神權統治的精神說來，比進行攻擊還要糟糕：如果攻擊一個宗教（通過一場論戰，一次褻瀆神聖，一場邪說），神殿的衛護者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己領地上進行捍衛，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但是對於他們，小說是另一個星球，是建立在另一本體論上的宇宙，是一座地獄，唯一的真理在那裡沒有權力，那種撒旦式的模稜兩可使所有的堅定都轉換為謎。
讓我們強調一下：不是攻擊，是模稜兩可；《撒旦詩篇》第二部分（即被定罪的部分，它回憶穆罕默德與伊斯蘭教起源）在小說里被介紹為吉布利爾·法利什達的一個夢，後來他根據這個夢編導了一部劣等影片，其中他自己扮演大天使的角色。敘事因此而雙重地加以對比（先是一場夢，然後是一場劣等電影，遭到失敗），不是作為一種斷言，而是作為一個遊戲的發明。使人不愉快的發明嗎？我反對：正是它使我理解了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世界的詩，此乃生平第一次。
我們應該這樣強調：在小說的相對性世界裡，沒有恨的位置；如果小說家寫小說，為的是清算他的帳（不論是個人的或是意識形態的），那他就註定完全地、肯定地在美學上沉船。阿葉莎，那個年輕的引著帶有幻覺的村民走向死亡的姑娘是個魔鬼，同時又頗為誘人，十分可愛（頭上總是環繞著到處伴隨她的蝴蝶），甚至經常令人感動。甚至在一位流亡主教的肖像上（想像中的霍梅尼肖像），人們也可以找到一種幾乎恭敬的理解：西方的現代性被人以懷疑主義的態度去觀察，它絕沒有被介紹為高之於東方古風；小說「從歷史和心理的角度去挖掘」舊時代的聖書，同時它也表明在何種程度上這些聖書由於電視、廣告、消閑工業而被削減價值；那麼批判當代世界輕浮性的極左分子人物是否至少贏得作家的無保留的同情呢？不。他們可悲可笑，與周圍環境的輕浮可笑一個樣子；沒有人正確，也沒有人在這個盛大的相對性的狂歡節即作品中完全錯誤。
那麼在《撒旦詩篇》中，是小說的藝術本身被加之以罪。所以，在這個讓人難過的整個故事裡，最為令人難過的不是霍梅尼的判決（它是一個殘酷的，但又是邏輯前後一致的結果），而是歐洲在捍衛和闡明（耐心地向它自己和別人闡明）最歐洲式的藝術，即小說的藝術方面，換言之，在闡明和捍衛它自己的文化方面的無能為力。「小說的孩子們」放棄了使他們得以形成的藝術。歐洲，「小說的社會」，自暴自棄了。
巴黎大學那幫神學家，點燃了那麼多柴火堆的十六世紀的意識形態警察並不使我奇怪，他們曾迫使拉伯雷過如此艱難的生活，迫使他去逃難和藏身。但是使我更加驚訝和讚歎的是他那個時代的那些勢力強大的人們，比如杜貝萊（DUBELLAY）主教，奧代特（ODET）主教，尤其是法王一世，所給予他的保護。他們是想捍衛一些原則么？言論自由？人權？他們的態度的動機遠遠要好：他們熱愛文學與藝術。
在今天的歐洲，我沒有看見一個杜貝萊主教，一個法王一世。但是歐洲還是歐洲么？換句話說，它是否還處在現代的時代？它是不是已經進入到另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尚沒有名字，但對於它，它的藝術已不再有很多的重要意義。如果這樣，為何要驚奇：有史以來第一次，當小說的藝術，它的出色的藝術被判死刑的時候，它並沒有過份激動？在這個新的時代，現代後的時代，小說是不是已經自一段時間以來，過著被宣判的生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