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拉什迪的《子夜的孩子們》（ENFANTSDEMINUIT）在當時（1980年）喚起一致的欣賞後，盎格魯—撒克遜文學界無人反對他是當今最有天分的小說家之一。
《撒旦詩篇》1988年9月用英文發表，受到歡迎和贏得人們對偉大作家的關注。該書接受這些致意，並未料想幾個月後爆發的風暴：霍梅尼，伊朗的主宰以褻瀆神明為由判拉什迪死刑，並派遣他的殺手追逐捕殺，其結果無法想見。
這些事發生在小說尚未被翻譯之前。在各地，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之外，醜聞走在了作品之前。在法國，新聞界立即拿出了尚未出版的小說的章節，目的是讓人了解判決的因由。這種作法再正常不過，但對於一部小說卻將其致於死地。僅僅通過被告罪的段落去介紹它，人們便從一開始就把一件藝術作品變成簡單的罪體。
我從來不講文學批評的壞話。因為對於一個作家，沒有比面臨批評的不存在而更糟糕。我所指的文學批評是把它作為思索和分析：這種批評善於把它所要批評的書閱讀數遍（如同一部偉大的音樂，人們可以無窮無盡地反覆地聽，偉大的小說也一樣，是供人反覆閱讀的）；這種文學批評對現實的無情時鐘充耳不聞，對於一年前，30年前，300年前誕生的作品都準備討論；這種文學批評試圖捉住一部作品中的新鮮之處，並把它載入歷史的記憶之中。如果思索不跟隨小說的歷史，我們今天對於陀斯妥耶夫斯基、喬伊斯和普魯斯特便會一無所知。沒有它，任何作品都會付諸隨意的判斷和迅速的忘卻。然而，拉什迪的情況卻表明（如果還需要一個證明的話）這樣的思索已經不再。文藝批評，無形之中，無辜地，隨著事物的力量，隨著社會的新聞界的演進，自己變成了一種簡單的（通常是聰明的，永遠是匆忙的）關於文學時事的信息。
就《撒旦詩篇》來講，文學時事是對一位作者判處死刑。在這一或生或死的情況下去談藝術幾乎成了無謂之談。的的確確，當著重大原則受到威脅時，藝術代表什麼呢？因此在世界各地，所有的評論都集中在原則問題的爭執之上：言論自由；捍衛它的必要性（事實上人們捍衛了它，人們曾抗議，並曾簽名上書）；宗教，伊斯蘭教與基督教。與此同時，也有這樣的問題：一位作家是否有道德上的權利去褻瀆或傷害信教者？甚至有這個懷疑：拉什迪攻擊伊斯蘭教是否僅僅為了給自己作廣告和出售他那本無法讓人讀懂的書？
帶著一種令人不解的一致性（在世界各地我都發現有同樣的反應），文人、知識分子、出入沙龍的人們對小說擺出一副貌似高雅的姿態。這一回他們決定反抗任何商業的壓力，拒絕閱讀在他們看來成為爆冷門的簡單對象。他們簽署了所有支持拉什迪的請願書，同時認為帶著一種風度時髦的微笑說這樣的話更為風雅：「他的書么？噢沒有沒有，我沒有讀過。」政治人物乘機抓住這一有趣的、他們不喜歡的小說家的「失寵」。我永遠忘不了他們當時表現的正直的公正：「我們譴責霍梅尼的判決，言論自由對於我們是神聖的。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減少譴責這一對信仰的攻擊。這是可鄙的、拙劣的、侵犯人民靈魂的攻擊。」
是的，沒有人懷疑拉什迪對伊斯蘭教進行了攻擊，因為只有控告是真實的；書中的文字沒有任何意義，它們已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