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我們還能夠為自己要求這個陳舊的權威嗎？我要說的僅僅是純粹個人的認供：作為小說家我始終感到自己在歷史之中，即在一條道路的中間，正在同在我之前，甚至（要少一些）也許和將要來到的人們對話。當然我說的是小說的藝術，而不是任何別的，而且我說的是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的它：它與黑格爾的極人道的理性毫無關係；它既不是預先決定的，也並不與進步這個想法相認同；它是完全人道的，由人們來實現，由某幾個人，並且在這一點上可以相比較於單獨一個藝術家的演進：他有時行為平常，而後又無法預見，有時才華橫溢，而後又了了無奇，並且他經常錯失機會。
我正在聲明加入小說的歷史，而我的所有的小說卻散發著歷史的恐怖，這個敵對的、非人道的、未被邀請並不受歡迎的力量從外部侵入我們的生活，將它們摧毀。然而我的這種雙重態度絲毫不缺乏不一致性，因為人類的歷史與小說的歷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屬於人，如果說它作為人在其中無任何把握的外來力量而君臨於人，小說的（繪畫的，音樂的）歷史則產生於人的自由，產生於他的完全個人的創造，和他的選擇。一種藝術的歷史之意義與歷史的意義是對立的。一種藝術的歷史，通過其自身的特點，是人對於無個性的人類的歷史所作的報復。
小說的歷史的個性特點？在幾個世紀的過程中，為了形成一個獨一的整體，這個歷史難道不應該由一個共同的、永久的，因而必然具有超個性特點的方向所統一嗎？不，我以為，甚至這個共同的方向也始終是有個性和有人性的。因為，在歷史的賽跑中，這一藝術或那一藝術的觀念（小說是什麼？），及其演進的方向（它從哪裡來往哪裡去？）都不斷地被每一個藝術家，被每一件新作品所確定和再確定。小說歷史之方向，便是對這一方向的追求，是它持續不斷的創造與再創造；追溯既往，它始終包容小說的全部往昔：拉伯雷肯定從未將它的《卡岡杜埃—龐大固埃》（GARGANTUA-PANATAGRUEL）稱為小說。這在過去不是小說；它成為了小說是隨著後來的小說家［斯特恩（STERNE），狄德羅，巴爾扎克，福樓拜，萬庫拉（VANCURA），貢布羅維茨，拉什迪，齊斯（KIS），沙穆瓦索（CHAMOISEAU）］從中吸取靈感，公開地稱其為先師，因而將其納入小說的歷史，更甚者，將其推為這一歷史的奠基石。
我可以說，「歷史的終結」這一詞從未在我心中引起不安或不快。「忘卻它該是多麼美妙！它吸盡了我們短暫生命的汁液，把它們用在無謂的勞作中。忘卻歷史將是美好的！」（《生活在別處》）如果它要結束（儘管我不能具體地想像哲學家喜歡談論的這個終結），那它就快些吧！但是，同一種說法，「歷史的終結」，用於藝術，卻讓我心頭髮緊；這個終結，我能再好不過地想像，因為今日小說生產的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小說歷史之外的小說組成的：小說化的懺悔，小說化的報道，小說化的清算，小說化的自傳，小說化的披露隱私，小說化的告發，小說化的政治課，小說化的丈夫臨終之際，小說化的父親臨終之際，小說化的母親臨終之際，小說化的失去童貞，小說化的分娩，沒完沒了的小說，直至時間的終結，說不出任何新的東西，沒有任何美學的雄心，為我們對人的理解和為小說的形式不帶來任何變化，一個個何其相似，完全可以在早晨消費，完全可以在晚上扔掉。
在我看來，偉大的作品只能誕生於它們的藝術歷史之中，並通過參與這一歷史而實現。只有在歷史之內我們才能把握什麼是新的，什麼是重複性的，什麼是被發現的，什麼是摹仿的。換言之，只有在歷史之內，一部作品才可作為價值而存在，而被發現，而被評價。所以，就藝術而言，在我看來沒有比跌落到它的歷史之外更為可怕，因為這是跌入混亂，美學價值在其中魚目混珠，人不再可以辨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