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過去有人問我，我的讀者與我之間的誤解中最常見的原因是什麼，我不會猶豫：幽默。那時我在法國時間還不長，面對一切，不知厭倦。一位醫學大教授希望見我，因為他喜歡（為了告別的華爾茲）（LA VALSE AUX ADIEUX），我感到備受讚揚。照他說來，我的小說具有預言性；因為有了斯克雷塔（SKRETA）教授這個人物，他在一個水城，醫治一些顯然不育的婦女，用一個針管給她們秘密注射他自己的精液。靠了這個人物，我觸及了未來的重大問題。醫生請我去一個關於人工授精的學術討論會。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給我念他的發言草稿。贈送精液應該是匿名的，免費的，而且（這時他的目光對著我的目光）應當被三重的愛情所驅使：為一個不為人知的願意實現自己使命的卵子；捐贈者為了他的個人特點將通過捐贈獲得延續；還有第三，為了一對痛苦的慾望未得滿足的夫婦。然後，他再一次用眼睛直視我；儘管他對我很尊重，但他還是允許了他自己對我進行批評：我沒有能夠成功地以足夠強烈的方式表現捐贈精液的美。我捍衛自己：小說是引人發笑的！我的醫生是個異想天開的人！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這麼認真！那麼，您的那些小說，他不服氣地說，不該把它們看得認真嗎？我糊塗了，突然明白過來：沒有比讓人理解幽默更難的了。
在「第四卷」中，有一場海上風暴。所有人都在甲板上努力搶救船。只有巴努什，嚇得癱了，只管哼哼：他的美妙的哀號通篇都是。一旦風暴平靜了下來，他的勇氣又重新回來，責怪眾人懶惰好閑。有趣的是：這個膽小鬼，懶漢，騙子，嘩眾取寵的人，不僅不引起任何憤怒，恰是他吹噓的時候我們最喜歡他。正是在這裡，在這些段落中，拉伯雷的書成為徹頭徹尾的小說：即道德判斷被延期的領地。
將道德判斷延期，這並非小說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這種道德與人類無法根除的行為相對立，這種行為便是：迫不及待地、不斷地對所有人進行判斷，先行判斷並不求理解。這種隨時準備進行判斷的熱忱態度，從小說的智慧的角度來看，是最可恨的傻，最害人的惡。小說家並不是絕對地反對道德判斷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逐出小說之外。到那邊，如果您樂意，那就請控訴巴努什的怯懦，控訴艾瑪·包法利，控訴拉斯第涅克（RASTGNAC），這是您的事情；小說家對此毫無辦法。
創造想像的田園，將道德判斷在其間中止，乃是有巨大意義的功績；只是在這裡，想像的人物才能充分發展，也就是說不是根據預先存在的真理而設計的人，不是作為善與惡的範例，或作為互相對抗的客觀規律的代表，而是作為自主的、建立在自己的道德之上的人。西方社會習慣於把自己作為人權的代表；但是，在一個人有他自己的權利以前，他已經把自己構成一個個人，視自己為個人並被視為個人；如果沒有一個歐洲藝術，特別是小說的藝術的長期實踐，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小說的藝術教讀者對他人好奇，教他試圖理解與他自己的真理所不同的真理。就這一點來說，喬朗 把歐洲社會命名為「小說的社會」，把歐洲人說成「小說的兒子」，自有其道理。
褻瀆神聖世界的非神化（ENTGOBTTERUNG）是現代的特殊現象。非神化不意味著無神論主義，它表示這樣一種境況：個人，即我思，取代作為一切之基礎的上帝；人可以繼續保持他的信仰，在教堂里下跪，在床上祈禱，他的虔誠從此只屬於他的主觀世界。在描述了這種境況之後，海德格爾（HEIADEGGER）下了結論：「諸神便這樣走開。由此而導致的空虛被對神話的歷史與心理的探索所填充。」
歷史地、心理地探討神話、聖文，這意味著：使它們變為世俗，使它們世俗化。世俗來自拉丁文PROFANUM：聖殿前的地帶，在聖殿之外。世俗化即指將神聖移之於聖殿之外，在宗教之外的領域。如果說在小說的空氣里，笑被無形地散布，小說的世俗化便是世俗化中最惡劣的一種。因為宗教與幽默是不能相容的。
托馬斯·曼（THOMAS MANN）寫於1926至1942年的四部曲《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JOSEPH ETS ESFRAERES）是一本絕妙的對聖文的「歷史與心理的探討」，它帶著曼高超的讓人生厭的微笑去述說，因而失去了神聖：在《聖經》中自萬古以來就存在的上帝，到了曼那裡，變成人性的創造，亞伯拉罕（ABRAHAM）的發明。後者把上帝從諸神主義的混亂中拯救出來，作為一個自然神論者，先是高高在上，後來便是獨一無二；上帝知道自己的存在得之於誰，於是喊叫：「這個可憐的人認識我，這簡直讓人難以相信。我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讓他給我起個名字？其實，我這就去塗聖油。」尤其是：曼強調他的小說是一部幽默作品。讓人發笑的聖書！且看普第花（PUTIPHAR）和約瑟夫的故事：她，愛至瘋狂，咬碎舌頭，吱吱地像一個孩子說著誘惑人的話：和我碎（睡）覺，和我碎（睡）覺；而約瑟夫，恪守童貞，在三年中日復一日地耐心地給吱吱哇哇的女人解釋說他們是被禁止做愛的。命中注定的那一天，他們單獨在一個房子里；她再次懇求，和我碎（睡）覺，和我碎（睡）覺，而他，則再一次耐心地、教導般地解釋何以不能做愛的理由。但是就在他做這番解釋的時候，他起性了。上帝！他起得這樣棒，使普第花發狂起來，為他脫去襯衣，約瑟夫一邊逃跑，一邊還在挺著，而她卻懵了，失望，憤然，繼而嚎叫，高喊救命，指控約瑟夫強姦。
曼的小說獲得了一致的尊重；證明世俗化不再被認為是冒犯，從此而進入風化。在現代，無信仰不再令人不可相信，不再具有挑釁性，而信仰則失去了它往日的、確定無疑的、傳教的和不寬容性。斯大林主義的衝擊在這一進化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它企圖抹去基督教的全部記憶的做法粗暴地使這一事實變得清楚了：我們所有人，有信仰者或無信仰者，褻瀆神聖者或忠誠信奉者，我們屬於同一個植根於基督教的過去中的文化，沒有這一過去，我們只是沒有實質的陰影，沒有辭彙的、愛爭辯的人和精神上沒有祖國的人。
我作為無宗教信仰者被養育成人，一直為此而高興。直到有一天，在共產主義最鼎盛的日子裡，我見到了一些被侮辱的基督教信仰者，一瞬間，早期青年時代我所保留的、具有挑戰性的和詼諧味道的無神論主義，像一種青年人的稚拙不翼而飛。我那時理解我的信教的朋友們，為聲援和激動所驅使，我有時陪他們去望彌撒。儘管這樣做，我仍達不到那種信念，即認為上帝作為一個指導我們命運的存在而存在著。不管這種爭論如何，我又能知道什麼呢？他們又能知道什麼呢？他們肯定自己的肯定嗎？我這樣坐在教堂里，心裡有一種奇怪而又幸福的感覺：我的不信仰和他們的信仰奇特地彼此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