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對一個人說（碰巧讓我聽見）：「他們提倡愛，可他們掙的錢可不比誰少。」「他們」不知是指誰，我聽了心裡卻忽悠悠的一下子沒了著落。我知道這問題我心裡一直都有，只是敷衍著，迴避著，就像小時候聽見死，心裡黑洞洞的不敢再想。我不能算是窮人，也沒打算把財產都捐獻出去，可我像「他們」一樣，自以為心存愛願。也許是要為自己辯護，也許不完全是，覺得這問題是得認真想想了。
這問題的完整表述是這樣：對所有提倡愛並自信懷有愛願的人來說，當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比你貧窮，因而生活得比你遠為艱難的時候，你的愛願何以落實？或者說，當他人的貧困與你的相對富足並存之時，你的愛願是否踏虛蹈空？甚至，你的提倡算不算是一種虛偽？
這確實是個嚴峻的問題，不容含糊的問題。但想來，這還會是一個令多數人陷於尷尬的問題。因為你很少可能不是一個相對富足的人，因為貧困之下還有更貧困，更貧困之下還有更更貧困；差別從未在人類歷史上消滅過，而且很難想像它終於會消滅。還有一層，貧困的位置其實是誰都不喜歡的，一有機會，這位置很少有人願意留給自己。這樣，依照前述邏輯，還有幾個人敢說自己心懷愛願呢？還有多少愛願敢說是腳踏實地呢？甚至，愛願，還剩下多少腳踏實地的機會呢？然而愛願是要宏揚與實踐的，是要蔚然與恆久的呀。可要是依照前述邏輯，愛願，或愛的信奉，就只少數人夠資格享有它了，而且還是在一個隨時希望放棄這資格的時間段里。
然而，這種註定是少而臨時的資格，這種僅以貧富為甄別的愛願，還是人類亘古期盼的那種愛願嗎？不錯，人應當互愛互助，應當平等，為富不仁是要受到譴責的。但是，當受譴責的是「不仁」，而非「為富」呀。請稍微冷靜些，想一想被溺愛慣壞的孩子吧——愛願若僅意味著貧富的扯平，它不會成為遊手好閒者的倚賴嗎？它不會成為好吃懶做者的溫床嗎？甚至，它不會驕縱出覬覦他人勞動成果的賊目與偷手嗎？
於是乎還有一件事也就明白了：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愛願何以越來越稀疏，越狹隘。最後竟弄到荒唐滑稽的地步。比如曾經有過這樣的事：公交車上上來一位老人，是否給他讓座也要先問問他是貧農還是地主，是工人還是工賊。
為貧困者捐資，無疑是愛願的一種實踐，但這就能平定前述那嚴峻的一問嗎？先看看捐資之後怎樣了吧。捐資之後，捐資者與受捐者就一樣富有了嗎？大半不會。大半還會是捐資者比受捐者富有，還會是貧與富並存，貧富之間的差距也不見得就能縮小，因為前述局面並無改觀——愛願依然要面對那嚴峻的一問，而且依然是不容含糊。除非你捐到一貧如洗。可這樣的人有嗎？
且慢，這樣的人歷史中確鑿是有幾個的！有幾位偉人，有幾位聖賢，料必也會有幾位不為人知的隱者。不過這又怎樣呢？事實上他們也只能作為愛願的引導和愛者的崇尚，不大可能推廣。崇尚而不可能推廣，這就怪了，這裡頭有事兒，當然不是咬牙跺腳寫血書的事兒。
什麼事兒呢？比如平均主義。貧富扯平不就是平均主義嗎？可平均主義的後果料必一大半中國人都還記得：平均絕難平均到全面富裕，只可能平均到一致的貧窮——就像賽跑，不可能大家跑得一樣快，但可以讓大家跑得一樣慢。但麻煩還不在這兒，麻煩的是，平均主義是要以犧牲自由為代價的。為什麼？很簡單：既不能平均到全面富裕，便只好把些不聽話的削頭去足都碼碼齊，即便是碼成一致的貧窮也在所不惜。不聽話的——真正的麻煩在這兒！平均必然要以強製為倚靠，強制會導致什麼，歷史已屢有證明。30年前我在農村插隊，村中就有幾個腦筋「跑得快」的，只因想單幹，就被推到台上去批鬥。另幾個不聽話的，只為把自家的細糧賣了，換成更經吃的玉米和高粱，便被一繩捆去，以「投機倒把罪」坐了班房。
平均不是平等。平等是說人的權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平均單講收穫，各位請再終點上排齊。平等，應該為能力低弱或起步艱難的人提供優越條件，但不保證所有的人一起撞線。平均卻可能鼓勵了貪懶之徒，反正最後大家都一樣。比如自由和愛情，怎麼平均？平均只可能是一個經濟概念，均貧富。平等則指向人的一切權利。這樣的造反當然不會造出法治，只不過再次泄露「寶葫蘆的秘密」——分田分地真忙。但這樣忙過之後怎樣了呢？我曾在陝北插隊，那是個特殊的地方，解放得早，先後有過兩次土改：第一次均貧富之後不久，又出現了新貧農和新富農，於是又來了一次。這有點兒象孩子玩牌，矯情，一瞧要輸就推倒重來。這樣的玩法不可再三，再三的結果是大家都變得懶惰、狡猾；突出的事例是，分到田的人先都把田裡的樹伐作自家的木材，以期重新發牌時不會吃虧。可後來發現這其實白搭，再洗牌時所有的地里都只剩著黃土了。
崇尚而不能推廣，原因就在這兒。平均，原也是多麼美好的願望啊，然而不好意思，人性確鑿是有些醜陋。人生來就有差別，不可能都自覺自愿去平均；這是事實而非道理，道理出於事實而非相反。當然愛願並不滿足於事實，這是後話。
那麼，強制平均怎樣？可強制本身就不平均——誰來強制，誰被強制呢？或者，以強制來使人自覺自愿？這玩笑就開得大了，多半就要成全了強人篡取神位的圖謀。倘人言即是神命，對也是對，錯也是對，芸芸眾生豈不凶多吉少？
人是不可替代神的，否則人性有恃無恐，其殘缺與醜陋難免胡作非為。惟神是可以施行強制的——這天，這地，這世界，這並不完美的人性，以及這差別永在、困苦疊生的人之處境，都可以理解為神的給定。上帝曾向約伯指明的，就是這個意思：你休想篡改這個給定，你必須接受它。就連耶穌，就連佛祖，也不能篡改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來行那宏博的愛願。
必須接受人的罪性。人性並不那麼清潔和善美。但幸而，人性中還埋藏著可以開掘的幾分明智。這明智並不就是清潔和善美，但因其能夠嚮往清潔和善美，能夠看見人的殘缺與醜陋，於是能夠指望他建立起信仰，以及建立起一種叫做法律的東西，以此彌補人性的殘缺，監視和管束人性的醜陋。
法律實出無奈，既是由於人的醜陋，當然也是出於人的愛願。
貧窮的並不都是因為懶惰，富有的也未必全是靠著勤勞，相反，巧取豪奪也可致富，勤勞本分也有受了窮的。對此愛願當然不可袖手一旁。但愛願曾一時糊塗。相信了平均，結果不單事與願違，反而引狼入室弄出了強制。
但法律不是強制嗎？不過，此強制與彼強制有些不同。其一：法律是事先商定的規則，由不得誰見機行事，任意修改。比如足球，並非是由裁判說了算，而是由規則說了算，是為法治，故黑哨也逃不脫制裁。其二：法律是由大家商定的，不是由什麼人來強制大家商定的，所以大家才自願受其制約。又比如足球，一切規則都是為了保持足球的魅力，以贏得人們廣泛的喜愛，倘只取決於權勢的好惡，看台上寥寥然只坐著幾門誰家的親戚，那足球也就完了。
任何規則，都要有眾人的理解與擁護才行，否則不過一紙空文。再比如足球，單是裁判和球員知其規則還不行，球迷要是不懂，這球也甭踢。比如說，自家一輸球，看台上就起鬨，再輸，球迷就退場，那還不如甭踢，先就算你們贏了吧。不過，要是裁判有「貓兒膩」呢？當然，誤判應當理解，偏袒也要忍耐而後申訴，但若有人以權壓眾，包庇、慫恿黑哨呢？甚至事先就已排定了比賽的結果呢？球迷們那就給它一大哄吧，然後退場——此乃義舉，算得上護法行動。
法律不擔保均貧富，正如規則不擔保比賽結果。要是有誰擔保了比賽結果，沒問題你把他告上法庭。可要是有人擔保了均貧富呢？人們卻猶豫，甚至可能擁護他。就算髮此誓願者確無他圖，可歷史上有誰真正做到過均貧富嗎？真正做到，同時又不損害人的自由，可能嗎？就比如，有誰能讓大家自由奔跑，又保證大家跑得一樣快嗎？有誰能把這山高谷深日烈風寒的行星改造得「環球同此涼熱」嗎？
罵一罵富人這很容易，甚至也不都是毫無理由，社會的不公既在，經常也就需要一些敏銳甚至挑剔的眼睛。不過另有一種可能：這憤怒其實比前述的尷尬還不如。尷尬是因為能夠反躬自問，而比如說喊著「開『賓士』的出去」的（聽說最近上演著一出話劇，劇終時，劇中人便高亢地向觀眾這樣喊），大約從未反觀自己，否則他不難看出還有比他更貧窮的人，那麼他出不出去呢？都出去了，只剩一個最窮的人，戲還怎麼演呢？
尷尬是一種可貴的能力。因為，反躬自問是一切愛願和思想的初萌。要是你忽然發現你處在了尷尬的地位，這不值得驚慌，也最好不要逃避，莫如由著它日日夜夜驚擾你的良知，質問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進退維谷之日正可能是別有洞天之時，這差不多能算規律。
比如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