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爾死了將近兩星期，我才又見到維戈特。當時，我正沿夏內爾大道走去，聽見他的聲音從俱樂部酒店裡叫喚我。這是那些日子保安局人員最喜歡去的餐廳。他們作為向那些恨他們的人擺出的一種蔑視姿勢，總在樓下吃飯、喝酒，讓一般的公眾到樓上去吃喝，不至於受到游擊隊手榴彈的襲擊。我走進去和他坐在一塊兒，他替我要了一杯味美思黑茶雞尾酒。「玩幾把怎麼樣？」
「只要你樂意，」我掏出身上帶的骰子來玩「四一二點」這種常規的賭博。
這幾個數目和骰於的情景，如何使我想起印度支那那些戰爭的歲月啊。不論在世界上什麼地方，每逢看見兩個人在擲骰子時，我總感到彷彿又回到了河內或是西貢的街頭，或者到了發艷被炮火轟毀了的那些房屋之間，又看見那些渾身毛蟲般奇異標誌保護著的傘兵在運河邊巡邏，還聽見迫擊炮聲越來越近，同時或許還看見一個死孩子。
「sansvasdlne，」維戈特說。一面擲了一個四一二點。他把最後一根火柴推到我面前。保安局的人玩「四一二」時，通常總愛說這種兩性間的隱語，也許這是維戈特想出來的，給他的下級軍官們學了去。不過他們可沒有學他讀帕斯卡的文章。
「sons-lieutenant，」玩「四一二點」，每輸一局，你就升一級——你玩下去，直到有人升為上尉或是司令官便結束。第二局又是他贏了。在計算火柴時，他說道，「我們發現了派爾的狗。」
「是嗎？」
「我猜想它是不願意離開那具屍體。他們好歹割斷了它的喉嚨。它也倒在五十碼外的泥淖里，也許是它自己掙扎著爬過去的。」
「你們至今還很感興趣嗎？」
「美國公使一直在纏著我們。要是一個法國人給殺啦，我們可沒有這樣的麻煩，謝謝上帝。不過，那種情況太不稀奇啦。」
我們先擲骰子，分火柴，接下去才開始認真玩。維戈特么快就擲出一個四一二點來，真是令人奇怪。「e，」維戈特說，接著又推了兩根火柴給我。等他把最後一根火柴脫手以後，他說道「capitaine，」我忙叫侍者拿酒來。「有誰贏過你嗎？」我問。
「不常有。你想報復嗎？」
「下一次再來吧。你真是個賭博的好手，維戈特。你也玩什麼其他碰運氣的賭博嗎？」
他苦笑笑。不知怎麼，我竟然想起了他那個金黃色頭髮的妻子，人家說她背著他去跟他的下級軍官們胡搞。
「瞎，是啊，」他說，「永遠總免不了那種最大的賭博。」
「最大的？」
「咱們來衡量一下得失，」他又引書了，「儲一賭有沒有上帝，讓咱們來估計估計這兩種機會。假如你贏了，你就贏得了一切，假如你輸了，你也一無所失。」
我也引帕斯卡的文章回敬他——這是我所記得的唯一段。「選頭、選尾的人全都同樣犯了錯誤。他們全都錯啦。正當的辦法是壓根兒不賭。」
「對，但是你非賭不可。這是不可選擇的。你已經上了船啦。你並不遵照自己的原則辦事，福勒。你已經積極參預進來啦，像我們其餘的人一樣。」
「不是在宗教方面。」
「我並不是在談宗教。事實上，」他說，「我是想到派爾的狗。」
「哦」
「你記得你對我說過的話嗎——在狗爪子上去找線索，分析狗爪子上的泥土等等？」
「可是你當時說你既不是梅格雷，也不是勒科克。」
「說到頭，我幹得也不算差，」他說。「派爾平時出門，總帶著那條狗，是嗎？」
「我想是的。」
「那條狗太有價值啦，不能讓它獨自亂跑，是嗎？」
「那樣不太安全。在這個國家裡，他們吃狗肉，是嗎？」他開始把骰子收進口袋裡。「是我的骰子，維戈特。」
「哦，對不起。我在想著……」
「你為什麼說我也積極參預進來啦？」
「你最後一次看見派爾的狗是什麼時候，福勒？」
「天知道。我又沒有一本跟狗約會的冊子。」
「你幾時該回國去呢？」
「我現在還說不準。」我從來不樂意把消息告訴警察當局。這樣可以省去他們一些麻煩。
「我倒想——今兒晚上——來看看你。十點鐘，成嗎？要是你那時獨自一人在家的話。」
「我會讓鳳兒去看電影。」
「一切又都好了嗎——我是說你跟她？」
「不錯」
「很奇怪。我先前有這樣的印象，認為你——嗨——不快活。」
「當然啦，這可能有許多理由，維戈特。」我很直率地加上一句，「你應該知道。」
「我嗎？」
「你自己也不是一個很快活的人呀。」
「哦，我可沒什麼要抱怨的。毀了的宅子並不令人苦惱。」
「這是什麼話？」
「又是帕斯卡的名句。這是為苦惱感到得意進行辯解。樹木井不苦惱。」
「是什麼使你成為警察的，維戈特？」
「這有好幾個因素。需要謀生，對人的一種好奇心，還有——不錯，甚至還有對於加博里約的愛好。」
「也許你該去做一個教士。」
「可惜我沒有讀到合適的作家寫的關於那方面的作品——在那些日子裡。」
「你至今還懷疑我跟這事有關係，是嗎？」
他站起身，把杯子里剩下的味美思黑茶雞尾酒喝光。
「我很想跟你談談，就是這麼回事。」
他轉身走後，我才想到他曾經憐憫地望著我，就像望著一個他負責抓到的、正在服無期徒刑的罪犯那樣。
我其實已經受到了懲罰。那就彷彿派爾離開我住處時，已經判定我該受那麼許多星期的心神不寧似的。我每次回家都心驚膽戰，生怕有什麼大禍臨頭。有時候，鳳兒不在家，我在她回來前，就什麼事也定不下心來干，因為我總擔心她是否會就此不回來了。我總問她上哪兒去了（竭力不讓我的嗓音里露出不安和猜疑來）。有時候，她回答說上市場或是商店去了，並且拿出一件證據來（那一時期，就連她能馬上提出證據來，證實她的話，似乎也是不自然的）。有時候，她是看電影去了，還有電影票票根可以證明，有時候，她又是上她姐姐那兒去了——我認為她就是在她姐姐那兒和派爾會面的。那些日子裡，我十分野蠻地和她作愛，就像我恨她似的，但是我恨的其實是未來。寂寞躺在我的床上，我每晚把寂寞摟在懷裡。她並沒有變心：她替我做飯菜，替我燒鴉片煙，溫柔可愛地躺下來，供我尋歡作樂（不過那已經不再是樂趣了）。就像早期我要她的心靈那樣，現在我要看明白她的思想，但是她的思想卻隱藏在一種我不會說的語言里。我不想盤問她。我不想逼她撒謊（只要她還沒有公開撒謊，我就可以假裝我們彼此全都沒有變，還和早先一樣），然而，我的憂慮會突然一下忍不住，替我問道：「你上次是什麼時候見到派爾的？」
她躊躇了一下——或許她是當真在回想嗎？「就是我們一塊兒來到門口的那次，」她說。
我開始——幾乎不自覺地——低毀美國的一切事物。我的講話里儘是說美國文學的貧乏，美國政界的醜聞重重以及美國兒童的禽獸般粗野，彷彿她就要給一個國家，而不是給一個男人奪走似的。美國所能做的事沒有一件是對的。我的法國朋友本來跟我一樣，對美國也很有反感，但是就連對他們，我一談到美國這個話題時，他們也感到厭煩，好像我已經給人家出賣了，不過一個人是不會被敵人出賣的。
就在這時候，自行車炸彈事件發生了。那天，我從帝國酒吧回來，家裡一個人也沒有（她是看電影去了，還是跟她姐姐待在一塊兒？），我發現房門下邊有誰塞了一張便箋進來。是多明格斯寫的。他因為人還不舒服，向我表示歉意，同時請我第二天早上十點半左右，到夏內爾大道路口那家大商店門外去。是周先生請他寫信通知我的，不過我猜想，說是杭先生請我上那兒去，更接近事實一點兒。
這整個事情，最終只值得寫一段電訊稿，而且是一段幽默可笑的稿件。它跟北方那場激烈可悲的戰爭並沒有什麼關係，跟發艷那些河道里塞滿了灰色的、死了許多天的屍體的運河，跟迫擊炮的轟擊，跟凝固汽油彈的白色耀眼的閃光全都沒有關係。
我在一個花攤旁等了大約一刻鐘，才有一輛載滿警察的大卡車從卡蒂納街保安總局開來，吱嘎一聲驟然停下，警察們急匆匆地下車，向商店奔來，彷彿是來鎮壓一群暴民，但是並沒有暴民聚集在那兒——只有一排自行車排列成一行停在那兒。
西貢的每一座大樓外都停有一大排自行車——西方的任何一座大學城都沒有這麼許多騎自行車的人。我還沒來得及把攝影機調節好，這場滑稽可笑而又莫名其妙的行動早已成功了。警察們衝進那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