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教堂鐘樓上看下去，那場戰鬥只不過像一卷畫幅一樣生動，就如同一本舊的《倫敦新聞畫報》周刊上刊登的一幅波爾戰爭全景圖那樣固定不變。一架飛機正在向石灰岩山中一個孤立的崗哨空投給養。安南省邊界上這些奇特的風雨侵蝕的大山，看上去就像一堆堆浮石。飛機一次次總是滑翔到同一個地點來投擲，因此它就像始終沒有移動過那樣，降落傘也總是飄落在同一個地點，離開地面一半的地方。
平原上，迫擊炮一個勁兒地發射，放出來的煙塵像石頭一樣牢固，集市上火焰在陽光下形成了一片淡灰色。跳下來的傘兵的小身個兒，正以單行縱隊沿運河在移動，但是從這個高度望下去，那些傘兵顯得一動也不動。就連坐在鐘樓一角誦讀祈禱書的那個天主教神父，也一動沒有動。從這麼遠看過去，這場戰爭很遵守規則，很有條理。
天還沒有亮，我就搭乘一條登陸艇從南定來到這兒。我們沒法在海軍碼頭上岸，因為敵軍已經把這個城市完全包圍住，六百碼外便是敵軍，他們已經把海軍碼頭切斷，所以我們的小艇只好沿著烈焰衝天的市場駛進城來。在烈焰的亮光下，我們是一個容易被擊中的目標，但是說也奇怪，沒一個人朝我們開槍。除了貨攤給燒得僻僻啪啪坍倒下外，一切全都寂靜無聲。河邊，一個塞內加爾哨兵移動姿勢的聲音，我都可以聽見。
在這次攻擊前，我對發艷這地方很熟悉——一條又長又狹的街，兩旁儘是木板建成的貨攤，每隔一百碼就有一條運河，一座教堂和一道橋。到了晚上，只有燭光或是很小的油燈燈光照亮了一切（發艷沒有發電廠），只有法國軍官營房才有電力供應）。街上不分晝夜都擠滿了人，鬧鬧嚷嚷。這地方按著古怪的中世紀方式，在那位兼任主教的親王的庇護下，一向是全越南最有生氣的城市，然而這一次，當我上了岸，走向軍官營房去時，它卻是一片死寂。斷瓦殘垣，破碎的玻璃以及油漆和灰泥給燒焦了的氣味，那條長街一眼望去空空蕩蕩，使我想起，大清早，空襲警報解除後倫敦的一條通衢：你會看到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未爆炸彈！」
軍官營房門前的圍牆已經給轟倒，街對面那些房屋也成了一片廢墟。我從南定乘登陸艇沿河駛下來時，聽佩羅中尉談過事情的經過。他是一個嚴肅的年輕人，是一個共濟會成員。在他看來，這次事件就像是對他會友們迷信的一次審判。發艷主教到歐洲去過一次，在歐洲學會了崇拜聖母法蒂瑪——羅馬天主教徒都相信，這位聖母曾經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顯過聖。主教回國來後，就在大教堂內建造了一座神龕，來供奉聖母，每年都列隊遊行，慶祝聖母節。自從當局解散主教的私人軍隊的那一天起，主教和管轄法、越兩軍的上校之間的關係始終就相當緊張。今年，上校——他對主教頗為同情，因為在他們兩人看來，他的國家比天主教更重要——作了一個友好的姿態，和他的高級軍官們一塊兒，親自走在聖母節遊行行列的最前面。
以前，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聚集到發艷城裡來慶祝聖母法蒂瑪節日。甚至許多佛教徒——他們占人口的一半——也不甘心錯過這場樂趣。那些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佛祖的人也認為：所有這些旗幡、香爐和金光閃閃的聖體匣，好歹總可以保佑他們家平安，不受戰禍。主教軍隊如今只剩下銅樂隊了，這次就由他們在前面開路。法國軍官們奉了上校的命令，裝做虔誠模樣，像唱詩班的兒童似的，跟隨在銅樂隊後，穿過城門，走進大教堂區域，經過教堂門前的小池子，池子中央小島上聳立著一座潔白的聖心雕像，然後從兩旁有東方式長廊的鐘樓下穿過，進入了木雕的大教堂，堂里有許多巨大的獨木柱子和朱紅漆的神壇，看來更像佛教廟宇，而不大像天主教教堂。人們從各地湧來，從那些運河之間的村子裡，從那些具有低地國家風光的水鄉里趕來。這些水鄉里嫩綠的秧苗和金黃色的莊稼取代了鬱金香花和有風車的教堂。
誰也沒有注意到越盟特工人員也參加了這次遊行。那天晚上，共軍的主力部隊衝過石灰崖山上的關口，進入了東京平原。法軍在上面山上的哨兵毫無辦法地注視著。同時，這些先遣的特工人員也在發艷城內動起手來。
四天以後，在傘兵部隊的援助下，他們才迫使敵軍退到離市區半英里以外。這是一場敗仗：任何新聞記者全不準進來，電報也不準發出去，因為報紙是只許刊載勝利新聞的。假如當局知道我是來採訪的，那麼他們在河內早就把我攔住了，然而你離開司令部越遠，控制就越鬆懈。等你到了敵人的火線以內，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歡迎的客人——河內的參謀部認為是一大威脅的，南定的上校認為值得憂慮，而到了前線，中尉卻認為不過是一個玩笑，一場消遣，外界感興趣的一個目標，因此有幾個這樣幸福的時刻他可以使自己稍許做作一番，甚至可以借著虛假的英雄光輝來看待一下部下的傷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禱書，說道：「好，結束了。」他是一個歐洲人，可並不是法國人，因為主教不能容忍有一個法國教士待在他的教區里。他有點兒抱歉地說：「我跑上鐘樓這兒來，你知道，是想清靜一點兒，躲開那些可憐的人。」迫擊炮聲似乎越來越近，也許敵軍終於開始還擊了。要找到敵人，那可就莫明其妙地困難：這裡有十多條狹隘的戰線，在交錯的運河之間，在農家房屋和稻田之間，他們有無數的機會好襲擊。
就在我們這座鐘樓下面，發艷全城的居民或站或坐，或者躺著。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佛教徒，還有些什麼教也不相信的人，全都帶著他們最值錢的東西——一隻燒飯的爐子，一盞燈，一面鏡子，一個衣櫃，幾床席子，一幅聖像——逃進了這片大教堂區里。這兒在北方，天一黑就冷極了，大教堂里已經擠滿了人：可以棲身之地早已沒有，甚至通上鐘樓的一級級階梯也都給人佔滿了。不時，還有更多的人帶著他們的嬰兒和家用物品，擁擠進大門來。他們相信，不論他們的信仰是什麼，在這裡總會很安全。我們在那兒看著時，一個身穿越南軍裝、手持步槍的年輕人，也擠進來：一個教士把他攔住，拿走了他的步槍。我身邊的一個神父解釋說，「我們這兒是中立的。這兒是天主的領地。」我心裡想，「天國里可真有些奇怪可憐的居民，驚慌害怕、挨餓受凍」——「我真不知道我們拿什麼去養活這些人，」那位神父對我說——「你會以為一位偉大的國王會做得更好一點兒。」不過接著，我又這麼想，「不論你到哪兒，全都一樣——並不是最強有力的國王就擁有最幸福的人民。」
許多小鋪子已經在下面開設起來。我說道，「很像一個大集市，是嗎，不過看不見一張笑臉。」
教士說道，「昨兒晚上，他們感到特別冷。我們不得不把修道院的大門關上，要不他們會湧進來擠壞了我們。」
「你們在這裡面很暖和嗎？」我問他。
「並不很暖和。他們就算有十分之一的人進去，我們那兒也容納不下。」他說下去，「我知道你心裡怎麼想。不過我們有幾個人總得保養好，這是很重要的。發艷全城只有我們這一家醫院，我們的護士就是這些修女。」
「那麼你們的外科大夫呢？」
「由我儘力而為。」這時候我才看到他的黑色長袍上有不少血跡。
他說，「你是上這兒來找我的嗎？」
「不是。我上來是想辨認一下我所處的位置。」
「我問你這個，是因為昨兒晚上也有個人上樓來。他要作懺悔。你瞧，他對於在運河一帶看見的死人有點兒害怕。你也不能責怪他。」
「運河一帶的情況很糟嗎？」
「傘兵降落下來，使那些人陷在交叉火網裡。可憐的人兒。我以為你也許有同樣的想法。」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也不能說我是基督教徒。」
「恐懼會使人嚇成什麼樣子，真奇怪。」
「它才嚇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也還是厭惡仟悔這種想法。跪在你們的一個小房間里。把自己的一切向另一個人暴露出來。您得原諒我，神父，不過我認為這樣做似乎是病態的——甚至是懦弱的。」
「哦，」他小聲說，「我料想你是一個好人，大概沒有多少事情要懺悔。」
我順著教堂里的房子望過去，兩邊都是運河，房子在運河之間均等地伸向海濱。
第二座鐘樓上，火光一閃。我說，「你們的教堂里並不是完全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辦不到的，」他說。「法國人同意不干擾教堂區。我們不能再存什麼奢望。你剛才看見放槍的，那是外籍軍團的一個崗哨。」
「我要下去了。再見，神父。」
「再見，祝你好運。當心那些放冷槍的人。」
樓下人真多，我只好從人叢中硬擠出去，走過小池和那座伸出兩隻像白糖做的胳膊的潔白的聖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條長街上。我朝左右兩邊望去，都可以看到將近四分之三英里那麼遠。兩邊，那麼長的街上，除了我以外，只有兩個活人——兩個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