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派爾來到大陸酒店門前的廣場上時，我早已看夠了我的那些美國記者同行了。那些傢伙個子都很高大，鬧鬧嚷嚷，到了中年仍然孩子氣十足，一談到法國人就尖酸刻薄地挖苦諷刺。其實，說到頭，這場戰爭還是法國人在打。每隔一些時候，碰上一場戰鬥順利地結束，傷亡官兵從戰場上運走以後，這些美國記者就給邀請到河內去，搭乘將近四小時的飛機去到那兒，聆聽法軍司令官的一篇講話，然後被安頓在一個記者營里住上一晚（他們常常誇口說，記者營里的酒吧侍者是全印度支那最出色的），再飛到剛打過仗的戰場上去，在三千英尺的高空中俯視一番（重機關槍打不到三千英尺那麼高），然後又安全而鬧鬧嚷嚷地回到西貢的大陸酒店，像一次學校的遠足旅行那樣。
派爾很文靜，似乎謙虛莊重，我們初次見面的那天，我有時候不得不探身向前，才聽得見他說的話。而且他總是十分嚴肅。有好幾次，聽到樓廳上美國記者的吵鬧，他似乎變得沉默寡言——大家都認為樓廳上要安全些，不大會遭到手榴彈襲擊。但是他並沒有批評誰。
「你讀過約克·哈定的著作嗎？」他問。
「沒有。沒有，大概沒讀過。他寫過些什麼？」
他注視著街道那邊的一家牛奶房，夢幻般的說道：「那鋪子真像一個冷飲櫃。」我心想，在一個這麼陌生的場地上，他很獨特地選中了這個來觀察，不知道他內心裡多麼懷念家鄉啊。不過我自己初來的時候，走在卡蒂納街上，不是也首先注意到那家陳列著蓋爾蘭香水的商店，心想歐洲離開這兒畢竟也不過只有三十小時的飛機航程，這樣來安慰我自己嗎？他的眼光戀戀不捨地從牛奶房移開，說道：「約克寫了一本書，書名叫《紅色中國的進展》。那是一本議論精闢的書。」
「我沒有讀過這本書。你認識他嗎？」
他嚴肅認真地點點頭，便沉默不響了。過了一會兒，他又開口來糾正一下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我跟他並不熟，」他說。「我大概只見過他兩次。」他這種態度就叫我喜歡——認為說自己認識那人——他叫什麼來著？——約克·哈定——那未免有點兒誇耀、我後來才知道，他對於他所謂的嚴肅作家非常尊重，而他所謂的嚴肅作家，並不包括那些不寫他所謂的當代主題的小說家、詩人和戲劇家。即使這樣，我們也還是讀直截了當的東西，像約克所寫的那些，更為好點兒。
我說，「你知道，要是你在一個地方住久了，你就不再去閱讀描寫那個地方的東西了。」
「當然啦，我一向喜歡知道在場的人想要說的話，」他謹慎小心地回答。
「然後再拿約克書上說的話來核對一下嗎？」
「是的。」也許他已經覺察到我的譏諷，因為他又以他慣常的彬彬有禮的態度說道，「如果你有時間跟我談談這兒的大概情形，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你知道，約克兩年多以前曾經來這兒待過。」
我喜歡他對哈定的這份忠誠——且不管哈定是個什麼人。派爾的這種態度跟新聞記者們愛低毀別人，愛說一些半生不熟的諷刺話截然不同。我說，「再來一瓶啤酒，我來把這兒的情形概括地向你說一說。」
他專心致志地望著我，像一個得獎的好學生那樣。我先給他解釋了一下北方的形勢。在東京那一帶，法軍當時正死守著紅河三角洲，它包括河內和北方的唯一港口——海防。那一帶是產大部分稻米的地區，每年一到收穫的季節，爭奪大米的戰鬥就展開了。
「這是北方的情況，」我說。「法國人，那些可憐的傢伙，在那一帶也許可以守下去，假如中國人不來幫助越盟的話。一場叢林、大山和沼澤地的戰爭，你走過稻田，水淹到齊肩頭這麼高，敵人乾脆就看不見，他們埋藏起武器，換穿上了農民的衣服。不過在河內的潮濕氣候里，你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腐爛掉。他們在那邊是不丟炸彈的。上帝知道這是為什麼。你可以管它叫作一場正規戰爭。」
「南方這邊又怎麼樣呢？」
「法國人控制著交通要道，到傍晚七點鐘為止：七點以後，他們只控制著崗樓和市區——而且只是一部分市區。這並不是說你就安全了，也不是說大飯店門前就可以不裝鐵柵了。」
這一切，我以前不知解釋過多少次。我好像是一張唱片，為了新來的人——來訪的英國議員，新來的英國公使等——經常播放。有時候，我半夜醒來，嘴上會在說，「拿高台教的情形來說吧。」或者說和好教或平川派，這些全都是私家軍隊，誰出錢就替誰賣命，或是為誰報仇。陌生人覺得這幫傢伙生動有趣，但是陰謀猜忌中可沒有什麼生動有趣的地方。
「如今，」我說，「又出現了一個泰將軍。他本來是高台教軍隊的參謀長，可是他已經把隊伍帶上山去，同兩方面打仗，法國人，共產黨人……」
「約克，」派爾說，「寫到說，東方所需要的是一支第三勢力。」也許我早應該看出那種狂熱的興奮表情，那種對一句話的敏捷反應以及那些數字的具有魔力的聲音：「第五縱隊」，「第三勢力」，「第七日」。我可能會省卻我們大伙兒許多麻煩，甚至可能會救了派爾，如果我當時就認識到那個不屈不撓的年輕人在動什麼念頭的話。但是我沒有多待下去，撇下他去琢磨那些局勢背景的枯燥無味的實質，自己卻沿著卡蒂納街作每天的散步去了。派爾只得自個兒去了解像一種特殊氣味那樣擺脫不了的真實背景：斜陽下稻田裡的那片金黃色：漁夫的脆弱的白鷺像蚊子那樣，飛翔在田野上，老和尚法壇上的一杯杯茶，他的床和他的廣告日曆，他的水桶和破杯子，他穿了一輩子的破舊衣服，洗出來就掛在他的坐椅邊，公路上地雷爆炸以後，前來修路的女工戴著的蚌殼形帽子，南方到處都可見到的金黃和嫩綠以及鮮艷的衣裳，北方則是一片土黃、黑色的衣裳，以及四周那些敵對的重重大山和飛機的嗡嗡響聲。我初來的時候，老在計算我出差的日子，像一個學生計算還有多少天才放假那樣，我想我那時候還念念不忘倫敦，布盧姆斯伯里廣場和乘坐七十三路公共汽車穿過尤斯頓大街的長廊，也不忘乘在公共汽車上所見到的托林頓廣場上的春天景色。現在，廣場花園裡的蘭花應該早已開放，我卻覺得無所謂了。我只要天天有搶先的新聞報道發出去，可能是汽車車胎爆胎，也可能是手榴彈爆炸，我只要在悶熱的中午看到那些穿綢褲子的女人風姿綽約地走動，我要鳳兒，我的家已經搬了八千英里，不在英國了。
我在法國高級專員公署那兒拐彎，那兒有「外籍軍團」的士兵戴著白色軍帽、佩著鮮紅色的肩章在站崗。我從大教堂門外走過，沿著越南保安局的牆走回來。那道牆陰沉沉的，似乎使你聞到了尿臭，想到種種不公正的事情。然而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小時候你不敢上去的那些高樓上的黑暗過道那樣。新的黃色刊物又在碼頭附近的書攤上擺了出來——有《禁忌》與《幻象》，水手們在人行道上喝啤酒，正是土製炸彈的好目標。我想起了鳳兒，她這會川大概正在左邊第三條街上跟賣魚的討價還價，隨後還要到那家牛奶房去買牛奶和餅乾（那些日子，我總知道她的行蹤）。這時候，派爾自然早已不在我的心上了。當我們在卡蒂納街我們的房間里坐下吃午飯時，我甚至沒有向鳳兒提到他。鳳兒那天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花綢旗袍，因為那天是我們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見面的兩周年紀念日。
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我們誰都沒有提到他。我還沒有清醒過來，鳳兒已經起身，而且把茶點安排好了。一個人對於死去了的人是不會嫉妒的。這一天早晨，重新過起我們舊日的同居生活，這在我說來，似乎很容易。
「你今兒晚上住在這兒嗎？」吃早點羊角麵包時，我儘可能隨意地問鳳兒。
「我得去拿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邊，」我說。「最好還是由我陪你去。」這是那天我們的談話中最接近提到派爾的幾句。
派爾在迪朗東街附近一幢新別墅里有一套房間，離一條大街不遠。法國人總愛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來紀念他們的將軍們——因此戴高樂街過了第三條橫街就變成了勒克萊爾街，早晚也許突然會一下變成德拉特爾街。一定是有什麼要人要從歐洲飛來了，因為沿著通向高級專員官邸的路上，每隔二十碼就有一名警察面向人行道站崗。
在通往派爾那座公寓的石子車道上，停放著幾輛摩托車。一個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記者證。他不許鳳兒進屋子去，所以我就進去，想找一個法國軍官交涉。在派爾的浴室里，維戈特正用派爾的肥皂在洗手，又在派爾的毛巾上把手揩乾。他穿的熱帶軍裝袖子上有一塊油污——大概是派爾的油吧？我猜想。
「有什麼消息嗎？」我問。
「我們發現他的汽車停在車房裡。汽油用光了。昨兒晚上，他一定是坐三輪車出去的——再不然就是坐別人的汽車。也許，汽油是給人放掉啦。」
「他甚至也可能是步行，」我說。「美國人的作風，你是知道的。」
「你的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