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被停刊三天。《大公報》停刊不怪《大公報》，全怪我故鄉三千萬災民不爭氣。這些災民中間，當然包括我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我三姥娘一家，逃難的和留下的，餓死的和造反的，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大公報》。《大公報》重慶版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刊載了他們在災難中的各種遭遇。這激怒了委員長，於是下令停刊三天。當然，《大公報》這麼做，一半是為了捕捉新聞，一半是出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的被統治地位所帶來的對勞苦大眾的同情感。也許還有上層政治鬥爭牽涉到裡面?這就不得而知了。他們派往災區的記者叫張高峰。張高峰其人的個人歷史、遭遇、悲歡，他的性格、為人及社會關係，雖然我很感興趣，但根據我手頭的資料，已無從考察，不過從文章中所反映出的個人品格，不失為一個素質優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河南跑了許多地方，寫了一篇前邊曾引述過的《豫災實錄》。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沒想到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個中國引起麻煩。麻煩的根本原因，是因為這六千字里寫了三千萬人的真實情況。其實三千萬人每個人的遭遇都可以寫上幾萬字、幾十萬字，他只寫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萬，每人才平均0.0002個字，這接近於0，等於沒寫。這竟引起了幾億人的委員長大發肝火。大發肝火的原因，許多人把其歸罪於蔣的官僚主義。但如前所述，蔣絕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頭還有許多比這重大得多的國際國內政治問題。他不願讓三千萬災民這樣一件小事去影響他的頭腦。三千萬災民不會影響他的統治，而重大問題的任何一個細枝末節處理不當，他都可能地位不穩甚至下台;輕重緩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絕不是我們這些書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萬里死了三百萬，十個裡邊才死了一個，死了還會生，生生死死，無法窮盡，何必操心?這是蔣委員長對《大公報》不滿的根本點，也是這起新聞事件的癥結。悲劇在於，雙方仍存在誤會。寫文章的仍認為是委員長不了解實情，不實事求是;委員長一腔怒火，又不好明發出來，於是只好把複雜的事情簡單處理:下令停刊。
《豫災實錄》里除了描述災區人民的苦難，還同樣如《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那樣，寫了逃出災區的災民的路上情況。兩相對照，我們就可以相信這場災難與災民逃難是真實的了。他寫道，順著隴海線逃往陝西的災民成千上萬，扒上火車的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者是家常便飯。因為扒火車，父子姑嫂常被截為兩伙，又遭到骨肉分離之苦。人人成了一副生理骨骼挂圖。沒扒火車步行逃難的，扶老攜幼，獨輪車父推子拉，六七十歲的老夫妻喘喘地負荷而行。「老爺，五天沒吃東西啦!」他寫道:
我緊閉起眼睛，靜聽著路旁吱吱的獨輪車聲，像壓在我的身上一樣。
他還寫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情形當然都是真實的。如果只是真實的情況，《大公報》也不會停刊。要命的是在二月一日刊載了這篇「實錄」之後，二月二日，《大公報》主編王芸生，又根據這篇「實錄」，結合政府對災區的態度，寫了一篇述評刊出，題目是《看重慶，念中原》，這才徹底打亂了蔣的思路，或者說，戳到了他的痛處，於是發火。
這篇評價說:
△昨日本報登載一篇《豫災實錄》，想讀者都已看到了。讀了那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河南災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慘，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畢竟重到什麼程度，慘到什麼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誰知道那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飢餓死亡的地獄。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啃干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夠換到幾斗糧食。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捐，餓著肚皮納糧，賣了田納糧。憶舊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嘆息，乃不意竟依稀見到今日的事實。今天報載中央社魯山電，謂「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徵糧徵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所謂:「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徵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文章接下去描寫重慶物價跳漲，市場搶購，限價無限，而闊人豪奢的情況。然後說:
△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徵發豪商巨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這篇社評發表的當天，委員長就看到了。當晚，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了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限令《大會報》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報》於是二月三、四、五日停刊了三天。
對於王芸生其人，我也像對張高峰一樣不甚了了。但從現有資料看，其人在當時與當局似過從甚密，與蔣的貼身人物陳布雷甚至蔣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他畢竟只是一個辦報的，並不理解委員長的處境和內心。不過對他寫社評的這種稍含幼稚的勇氣，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大公報》被停刊，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他認為，這篇文章不過盡寫實任務之百一，為什麼竟觸怒委員長了呢?委員長提倡「民主」和「自由」，這不和他的口號相違背、公開壓迫輿論了嗎?為此，王芸生向陳布雷詢問究竟，陳說了一段我們前邊曾引述過的話。由於陳是蔣的貼身人物（侍衛室二組組長），這段話值得再引述一遍，由此可看出蔣的孤獨和為難:
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徵實不得緩免。
可見連陳布雷也蒙在鼓裡，陳的一番話，說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絲與螺母不但型號不同，連形狀都不同所以根本無法對接一樣，王芸生怪委員長不恤民命，其實責任不在蔣一方，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員長的心。反過來，蔣心裡對王肯定是極大的蔑視與看不起，怪他幼稚，不懂事，出門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在這篇社評發表之前，一九四二年末，美國國務院戰時情報局曾約定邀請王芸生訪美。經政府同意，發了護照，買了外匯，蔣介石宋美齡還為王芸生餞了行。飛機行期已定，這時王讀到張高峰的報道，寫了《看重慶，念中原》這篇文章。距出發的前兩天，王芸生接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的電話，說:
「委員長叫我通知你，請你不要到美國去了。」
於是，王芸生的美國之行就作罷了。王、蔣之間，雙方在不同層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場外人看來還很熱鬧、令人很義憤其實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領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說，《大公報》的災區報道和社評，並沒有改變蔣對災區的已定的深思熟慮的看法和態度。採取的辦法就是打板子、停報。知道這是從古到今對付文人的最好辦法。文人的骨頭是容易打斷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報停了也就停了，美國之行不準也就不準了，接下去不會產生什麼後果，惟一的效果是他們該老實了。所以，我與我故鄉的三千萬災民，並不對張高峰的報道和王芸生的社評與呼喊表示任何感謝。因為他們這種呼喊並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員長，甚至還起反面作用。我們可以拋開他們，我們應該感謝的是洋人，是那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災荒中，真給我們這些窮人幫了忙。所謂幫忙，是因為這些幫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幫忙只會給我們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個新的折磨過程。這也是委員長對待不同人所採取的不同態度。這說明蔣也不是一個過於固執的人，他也是可以變通的。對待國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國有幾萬萬治下，得罪一個兩個，槍斃一個兩個，都不影響大局;書生總認為自己比災民地位高，其實在一國之尊委員長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裡去。但對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個頂一個的人，開罪一個洋人，就可能跟著開罪這個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對待———這是在人與政府關係上，中國與外國的區別。白修德作為一個美國知識分子，看到「哀鴻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國知識分子相同的同情心與憤怒，也發了文章，不過不是發在中國，而是發到美國。文章發在美國，與發在中國就又有所不同。發在中國，委員長可以停刊;發在《時代》周刊，委員長如何讓《時代》周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確地說，如果不是美國新聞界行動起來，河南仍作為無政府狀態繼續存在。美國人幫了我們大忙。當我們後來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時，我想不應該忘記歷史，起碼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這兩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災區跑了一圈後，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的消息發出去。所以在歸途中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