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爪舅舅直到現在還有些後悔。當初在洛陽被抓了壯丁，後來為什麼要逃跑，沒有在部隊堅持下來呢?我問:
「當時抓你的是哪個部隊?」
花爪舅舅:
「國軍。」
我:
「我知道是國軍，國軍的哪一部分?」
花爪舅舅:
「班長叫個李狗剩，排長叫個閆之棟。」
我:
「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後查了查資料，當時佔據洛陽一帶的國民黨部隊，隸屬胡宗南。我問:
「被抓壯丁後幹什麼去了?」
花爪舅舅:
「當時就上了中條山，派到了前線。日本人的迫擊炮，『啾啾』地在頭上飛。打仗頭一天，班副和兩個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當晚就開溜了。現在想起來，真是後悔。」
我:
「是呀，大敵當前，民族矛盾，別的弟兄犧牲了，你開溜了，是不大像話，該後悔。」花爪舅舅瞪我一眼:
「我不是後悔這個。」
我一愣:
「那你後悔什麼?」
花爪舅舅:
「當初不開溜，後來跑到台灣，現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犟驢，抓壯丁比我還晚兩年，後來到了台灣，現在成了台胞，去年回來了，帶著小老婆，戴著金殼手錶，鑲著大金牙，縣長都用小轎車接他，是玩的不是?這不能怪別的，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輕不懂事。當時我才十五六歲，只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
「現在後悔是對的，當初逃跑也是對的。你想，一九四三年，離抗日戰爭結束還有兩年，以後解放戰爭還有五年，誰也難保證你在諸多的戰鬥中不像你們班副一樣被打死。當然，如果不打死，就像犟驢一樣成了台胞;如果萬一打死，不連現在也沒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
「那倒是，子彈沒長眼睛;我就是這個命，咱沒當台胞那個命。」
我說:
「你雖然沒當台胞，但在咱們這邊，你也當了支書，總起說混得還算不錯。」
花爪舅舅立即來了精神:
「那倒是，支書我一口氣當了二十四年!」
但馬上又頹然嘆口氣:
「但是十個支書，加起來也不頂一個台胞呀。現在又下了台，縣長認咱是誰呀。」
我安慰他:
「認識縣長也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一個犟驢嗎?舅舅，咱們不說犟驢了，咱們說說，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當初是怎麼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許多親身經歷。」
一說到正題，花爪舅舅的態度倒是變得無所謂，敘述得也簡單和枯燥了。兩手相互抓著說:
「逃荒就逃荒唄。」
我:
「怎麼逃荒，荒怎麼逃法?」
他:
「俺爹推著獨輪車，俺二大爺挑著籮筐，獨輪車上裝些鍋碗瓢盆，籮筐里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飯，吃樹皮，吃雜草。後來到了洛陽，我就被抓了兵。」
我不禁埋怨:
「你也說得太簡單了，路上就沒有什麼現在還記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
「記得路邊躺著睡覺特冷，半夜就凍醒了。見俺爹俺娘還在睡，也不敢說話。」
我:
「後來怎麼抓的兵?」
他:
「洛陽有天主教辦的粥場，我去擠著打粥，回來路上，就被抓了兵。」
我:
「抓兵俺三姥爺三姥娘知道不?」
他搖搖頭:
「他們哪裡知道?認為我被人拐跑了。再見面就是幾年之後了。」
我點點頭。又問:
「你被抓兵他們怎麼辦?」
他:
「幾年後我才聽俺娘說，他們扒火車去陝西。扒火車時，俺爹差點讓火車軋著。」
我:
「俺二姥娘家一股呢?」
他:
「你二姥爺家扒火車時，扒著扒著，火車就開了，把個沒扒上來的小妹妹———你該叫小姨，也給弄失散了，直到現在沒找見。」
我點點頭。又問:
「路上死人多嗎?」
他:
「怎麼不多，到處是墳包，到處是死人。扒火車還軋死許多。」
我:
「咱家沒有餓死的?」
他:
「怎麼沒有餓死的，你二姥爺，你三妗，不都是餓死在道兒上?」
我:
「就沒有一些細節?」
這時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煩了，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餓死了，你還要細節!」
說完，丟下我，獨自蹶蹶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尷尬之中。這時我才覺得朋友把我打發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親人和父老的已經癒合五十年的傷疤，讓他們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創面;何況這疤癤也結得太厚，被歲月和灰塵風乾成了盔甲，搬動它像搬動大山一樣艱難費勁。沒有風，太陽直射在一大溜麥秸垛上。麥秸垛旁顯得很溫暖。我蹲在麥秸垛旁，正費力地與一個既聾又瞎話語已經說不清楚且流鼻涕水的八十多歲的老人說話。老人叫郭有運。據縣政協委員韓給我介紹，他是一九四三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損失最重的一個。老婆、老娘、三個孩子，全丟在了路上。五年後他從陝西回來，已是孤身一人。現在的家庭，屬於重起爐灶。但看麥秸垛後他重搭的又經營四十多年的新爐灶，證明他作為人的能力，還屬上乘。因為那是我故鄉鄉村中目前還不常見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層小樓。但如果從他年齡過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來考察，這不應算是他的能力，成績應歸功於坐在我們中間當翻譯的留著分頭戴著「戈爾巴喬夫」頭像手錶的四十歲的兒子。他的兒子一開始對我的到來並不歡迎，只是聽說我與這個鄉派出所的副所長是光屁股同學，才對我另眼相看。但聽到我的到來與現實與現實中的他沒有任何關聯，而是為了讓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而五十年前他還在風裡雲里飄，就又有些不耐煩。老人家的嘴漏風，嗚里嗚啦，翻譯不耐煩，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況既生硬又零碎。我又一次深深體會到，在活人中打撈歷史，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運在一九四三年逃荒中的大致情況是:一上路，他娘就病了;為了給他娘治病，賣掉一個小女;為賣這個小女，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單純是賣女心疼，而是老婆與婆婆過去積怨甚深，不願為治婆婆的病賣掉自己的骨肉。賣了小女，娘的病也沒治好，死在黃河邊，軟埋（沒有棺材）在一個土窯里。走到洛陽，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里。扒火車去潼關，兒子沒扒好，掉到火車輪下給軋死了。剩下老婆與他，來到陝西，給人攔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個人拐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麥秸垛前，他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攤著手:
「我逃荒為了啥?我逃荒為圖大家有個活命，誰知逃來逃去剩下我自己，我還逃荒幹什麼?早知這樣，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還能死到一塊，這死得七零八落的。」
這段話他兒子翻得很完全。我聽了以後也感到是一個怪圈。我弄不明白的還有，現在不逃荒了，郭有運的新家有兩層小樓，為什麼還穿得這麼破衣爛衫，仍像個逃荒的樣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節儉的習慣，就是現實中的一切都不屬於他。這個物質幸福的家庭，看來精神上並不愉快。這個家庭的家庭關係沒有或永遠沒法理順。我轉過頭對他兒子說:
「老人家也不易，當年逃荒那個樣子!」
誰知他兒子說:
「那怪他窩囊。要讓我逃荒，我決不會那麼逃!」
我吃了一驚:
「要讓你逃，你怎麼逃?」
他兒子:
「我根本不去陝西!」
我:
「你去哪兒?」
他兒子:
「我肯定下關東!關東不比陝西好過?」
我點頭。關東肯定比陝西富庶，易於人活命。但我考察歷史，我故鄉沒有向關東逃荒的習慣:闖關東是山東、河北人的事。我故鄉遇災遇難，流民路線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雖然西邊也像他的故鄉一樣貧瘠。當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就是東北三省已被日本人佔了，去了是去當亡國奴。我把這後一條理由向他兒子談了，誰知他一揮手上的「戈爾巴喬夫」，發出驚人論調:
「命都顧不住了，還管地方讓誰佔了?向西不當亡國奴，但他把你餓死了。換你，你是當亡國奴好呢，還是讓餓死呢?不當亡國奴，不也沒人疼沒人管嗎?」
我默然，一笑。他提出的問題我解答不了。我想這是蔣委員長的失算，及他一九四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