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黃山官邸。這裡生機盎然，空氣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滿山的桃紅和火焰般的山茶花。自南京陷落以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這裡是蔣介石委員長的住處。當時蔣在重慶有四處官邸，這是其中之一。領袖的官邸，與國家淪陷、國家強弱沒有關係;這裡既不比南京的幾處官邸差，也不比美國的白宮、英國的唐寧街十號遜色。領袖總是領袖，只要能當上領袖，不管當上什麼膚色、民族的領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雖然所統治的民眾大相徑庭。所以，我歷來贊成各國領袖之間握手言歡，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階級兄弟;各國民眾之間，既不必聯合，也沒什麼可說的。即使發生戰爭，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後一顆炮彈，才落在領袖的頭上。如果發生世界性的核戰爭，最後剩下的，就是各國的幾位領袖，因為他們這時住在風景優美的地球上空，掌握著核按鈕。掌握按鈕的人，歷來是不會受傷害的。黃山官邸以雲岫樓和松廳為中心結構，蔣住雲岫樓，儀態萬方的宋美齡住松廳。當然，夜間就難說了，如果兩人有興緻的話。在兩處住宅之間的低谷里，專門挖有防空洞，供蔣、宋躲他們階級兄弟日本天皇陛下的飛機。至於蔣、宋的日常生活，這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反正整日的吃喝，比五十年後我們十二億人中的十一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人還要好，還要不可想像。雖然蔣只喝白水，不飲酒、不抽煙，安假牙，信基督，但他也肯定知道，榆樹皮和「霉花」，是不可吃的，可吃的是西餐和中餐中的各種菜系。一九四二年，蔣與他的參謀長、美國人史迪威發生矛盾，在黃山官邸吵嘴，即要不歡而散，宋美齡挽狂瀾於既倒，美麗地笑著說:
「將軍，都是老朋友了，犯不著這樣慪氣。要是將軍能賞光到我的松廳別墅去坐一坐，將會喝到可口的咖啡!」
這是我在一本書上讀到的。讀到這裡，我對他們吵不吵嘴並不感興趣，反正吵嘴的雙方都已經去球了，不在這個世界上了。我注意到:一九四二年，中國還是有「可口的咖啡」，雖然我故鄉的人民在吃樹皮、柴火、稻草和使人身體中毒發腫的「霉花」，最後餓死三百萬人。當然，這樣來故意對比，說明我這個人無聊，把什麼事情都弄得庸俗化。我也知道，對一個泱泱大國政府首腦的要求，不在他的夫人有無有咖啡，只要他們每天不喝人血（據說中非的皇帝就每天喝人血），無論喝什麼，吃什麼，只要能把國家治理好，就是一個民族英雄和歷史偉人。我在另一本書上看到，蔣為了拉攏一部地方武裝，對戴笠說:「你去辦一辦。記住，多花幾個錢沒關係。」這錢從何而來呢?我只是想說，一九四二年，當我故鄉發生大旱災、大飢餓的消息傳到黃山官邸時，蔣委員長對這消息不該不相信。當然，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全信，他說:可能有旱災，但情況不會這麼嚴重。他甚至懷疑是地方官員虛報災情，像軍隊虛報兵員為了吃空額一樣，想多得一些救濟糧和救濟款。蔣委員長的這種態度，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受到許多書籍的指責。他們認為委員長不體察民情、不愛民如子、固執等。他們這種愛民如子、橫眉冷對民賊獨夫的態度，也感染了我的情緒。但當我冷靜下來，我又是輕輕一笑。這時我突然明白，該受指責的不是委員長，而是幾十年後這些書的自作聰明的作者。是侍從在夢中，還是丞相在夢中?侍從在夢中。不設身處地，不身居高位，怎麼能理解委員長的心思?書籍的作者，不都是些百無一用的書生嗎?委員長是委員長都當上了，頭腦不比一個書生聰明?是書生領導委員長，還是委員長領導書生?是委員長見多識廣，還是書生見多識廣?一切全在委員長———萬般世界，五萬萬百姓，皆在委員長心中。只是，當時的委員長的所思所想，高邈深遠，錯綜複雜，並不被我們所理解。委員長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災、旱災會餓死人嗎?非也。因為從委員長的出身考察，相對於宋美齡小姐來說，委員長還算是苦出身。委員長自己寫道:
我九歲喪父……當時家裡的悲慘情況實在難以形容。我家無依無靠，沒有勢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對象。
這樣一個出身的人，不會不知道下層大眾所遭受的苦難。在一個省的全部範圍內發生了大旱災，情況嚴重到什麼程度，他心裡不會沒底。但他認為:可能有旱災，但不會這麼嚴重。於是書生們上了當，以為委員長是官僚主義。其實在夢中的是書生，清醒的是委員長。那麼為什麼心裡清楚說不清楚呢?明白情況嚴重而故意說不嚴重呢?這是因為擺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這個旱災還嚴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處理妥當以致不犯歷史錯誤的重大問題。須知，在東方餓死三百萬人不會影響歷史。這時的委員長，已不是一個鄉巴佬，而是一個領袖。站在領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輕重緩急。當時能導致歷史向不同方向發展的事情大致有:一、中國的同盟國地位問題。當時同盟國有美、英、法、蘇、中等。蔣雖是中國的領袖，但同盟國的領袖們坐在一起開會，如開羅會議，蔣就成了一個普通人，成了一個小弟兄，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都不把蔣放在眼裡。不把蔣放眼裡，就是不把中國放到眼裡。由此以來，在世界戰局的分布上，中國就常常是戰略的受害者。而中國最窮，必須在有外援的情況下才能打這場戰爭，所以常常受制於人，吃啞巴虧;帶給蔣個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這是他個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二、對日戰爭問題。在中國正面戰場，蔣的軍隊吸引了大部分在華日軍;雖然不斷丟失土地，但從國際戰略上講，這種牽制本身，就給其他同盟國帶來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國其他領袖並沒認清這一點或是認清了這一點而故意欺辱人，所給的戰爭物資，與國民黨部隊所擔負的牽制任務，距離相差非常大;從國內講，國民黨部隊在正面戰場牽制日軍，使得共產黨在他的根據地得到休養生息，這是蔣的心腹大患，於是牽涉到了對共產黨的方針。蔣有一著名的理論，「攘外必先安內」。這口號從民族利益上講，是狹隘的，容易激起民憤的;如果從蔣的統治利益出發，又未嘗不是一個統治者必須採取的態度。如只是攘外，後方的敵人發展起來，不是比前方的敵人更能直搗心臟嗎?關於這一方針，他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國內壓力。三、國民黨內部、國民政府內部各派系的鬥爭。蔣曾很後悔地說:北伐戰爭之後，我不該接受那麼多軍閥部隊;一九四九年後說:我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我是被國民黨打倒的;可見平日心情。四、他與他的參謀長———美軍上將史迪威將軍，發生了嚴重的戰略上和個人間的矛盾，這牽涉到對華援助和蔣個人在美國的威信問題。史迪威已開始在背後不體面地稱這位中華民族的領袖為「花生米」———以上所有這些問題，包括一些我們還沒覺察到而蔣在他的位置上已經覺察到的問題，都有可能改變歷史的方向和寫法，這時，出現了一個地方省（當時全國三十多個省）的旱災，顯得多麼無足輕重。死掉一些本就無用、是社會負擔的老百姓，不會改變歷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層政治的重大問題上處理稍有不慎，歷史就可能向不利於他的方向發展，後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證明了這一點。上述哪一個重大問題，對於一個領袖來講，都比三百萬人對他及他的統治地位影響更直接，更利益交關。從歷史地位上說，三百萬人確沒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他心裡清楚旱災，仍然要說:可能有旱災，但不會那麼嚴重。於是他厭惡那些把他當傻瓜當官僚以為他不明真相而不厭其煩向他提供真情況的人，特別是那些愛管閑事、愛干涉他國內政的外國人。這就是蔣委員長此時此刻的心境。當然，這是站在蔣的立場上考察問題;如果換一個角度，當我們站在幾千萬災民的立場上去考察，就覺得蔣無疑是獨夫民賊，置人民的生死於不顧了。世界有這樣一條真理:一旦與領袖相處，我們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蔣的這種態度，使受災的幾千萬人只有吃樹皮、稻草、乾柴和「霉花」，而得不到一個政府所應承擔的救濟、調劑和幫助義務。於是，人口在大面積死亡。但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
在大面積受災和餓死人的情況下，政府向這個地區所征的實物稅和軍糧任務不變。
陳布雷說:
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徵實不能緩免。
這實際等於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與災害為伍，在直接宰殺那些牲口一樣的兩眼灰濛濛、東倒西歪的災民。於是，死的死了;沒死的，發生大面積背井離鄉的逃荒。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也會像蔣委員長那樣說:情況不會那麼嚴重吧?這是一種事物的慣性，事物後特別過很長一段時間後再來想事物，我們總是寬宏大量地想:事情不會那麼嚴重吧?但在當時，可知歷史是一點不寬容的。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又得引用資料。我認為這種在歷史中打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