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娘將五十年前餓死人的大旱災，已經忘得一乾二淨。我說: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餓死許多人!」
姥娘:
「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歲。與這個世紀同命運。這位普通的中國鄉村婦女，解放前是地主的僱工，解放後是人民公社社員。在她身上，已經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國歷史。沒有千千萬萬這些普通的骯髒的中國百姓，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反革命歷史都是白扯。他們是最終的災難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歷史歷來與他們無緣，歷史只漫步在富麗堂皇的大廳。所以俺姥娘忘記歷史一點沒有慚愧的臉色。不過這次旱災餓死的是我們身邊的父老鄉親，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記還是稍稍有些不對。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這牽涉到另一場中國災難———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溫和，雖不識字，卻深明大義。我總覺中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仍給人以信心，是因為有這些性情溫和、深明大義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懷叵測、並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著一位鄉村醫生，現在姥娘身體很好，記憶力健全，我母親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時候的一舉一動，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記憶里。我相信她對一九四二年的忘卻，並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觸目驚心，而是在老人家的歷史上，死人的事確是發生得太頻繁了。指責九十二年許許多多的執政者毫無用處，但在哪位先生的執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經常、到處被活活餓死，這位先生確應比我姥娘更感到慚愧。這個理應慚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孫，決沒有發生飢餓。當我們被這樣的人統治著時，我們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後怕嗎?但姥娘平淡無奇的語調，也使我的激動和憤怒平淡起來，露出自嘲的微笑。歷史從來是大而化之的。歷史總是被篩選和被遺忘的。誰是執掌篩選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後我提起了蝗蟲。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後，發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蟲。這一特定的標誌，勾起了姥娘並沒忘卻的蝗蟲與死人的聯繫。她馬上說:
「這我知道了。原來是飛螞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螞蚱把地里的莊稼都吃光了。牛進寶他姑姑，在大油坊設香壇，我還到那裡燒過香!」
我說:
「螞蚱前頭，是不是大旱?」
她點著頭: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還出不了螞蚱。」
我問: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個幾十口吧。」
這就對了。一個村幾十口，全省算起來，也就三百萬了。我問:
「沒死的呢?」
姥娘:
「還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現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經不在了。二姥娘死時我依稀記得，一個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時我已二十多歲，記得是一顆蒼白的頭，眼瞎了，像狗一樣蜷縮在灶房的草鋪上。他的兒子我該叫花爪舅舅的，在村裡當過二十四年支書，從一九四八年當到一九七二年，竟沒有置下一座像樣的房子，被村裡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問: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沒有逃荒。東家對我好，我又去給東家種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厲害嗎?」
姥娘比著:
「怎麼不厲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煙。」
這就是了。核對過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當過支書，大事清楚，我一問到一九四二年，他馬上說: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樣?」
他吸著我的「阿詩瑪」煙說:
「一入春就沒下過雨，麥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塊顆粒無收;秧苗下種後，成活不多，活的也長尺把高，結不成籽。」
我:
「餓死人了嗎?」
他點頭:
「餓死幾十口。」
我:
「不是麥收還有三成嗎?怎麼就讓餓死了?」
他瞪著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軍糧了?不交稅賦了?賣了田地不夠納糧，不餓死也得讓縣衙門打死!」
我明白了。我問:
「你當時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歲吧。」
我:
「當時你幹什麼去了?」
他:
「怕餓死，隨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儉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儉舅舅家在我們當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我姥爺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長工。東家與長工，過從甚密;范克儉舅舅幾個月時，便認我姥娘為乾娘。俺姥娘說，一到吃飯時候，范克儉他娘就把范克儉交給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褲腰裡。一九四九年以後，主子長工的身份為之一變。俺姥娘家成了貧農，范克儉舅舅的爹在鎮反中讓槍斃了;范克儉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銀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說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沒享，就跟著受了幾十年罪，圖個啥呢?因為她與范克儉舅舅結婚於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幾十年中，我家與范家仍過從甚密。范克儉舅舅見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親眼見俺姥娘拿一塊月餅，像過去的東家對她一樣，大度地將月餅賞給叫「娘」的范克儉舅舅。范克儉舅舅臉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與范克儉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樹下（這棵槐樹，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憶一九四二年。一開始范克儉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這時我想起他是前朝貴族，不該提一九四九年以後實行的公元制，便說是民國三十一年。誰知不提民國三十一年還好些，一提民國三十一年范克儉舅舅暴跳如雷:
「別提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壞得很。」
我吃驚:
「三十一年為什麼壞?」
范克儉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燒了一座小樓!」
我不明白:
「為什麼三十一年燒小樓?」
范克儉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嗎?」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儉舅舅:
「大旱後起螞蚱!」
我:
「是起了螞蚱!」
范克儉舅舅:
「餓死許多人!」
我:
「是餓死許多人!」
范克儉舅舅將手中的「阿詩瑪」煙扔了一丈多遠:
「餓死許多人，剩下沒餓死的窮小子就滋了事。挑頭的是毋得安，拿著幾把大鍘刀、紅纓槍，佔了俺家一座小樓，殺豬宰羊，說要起兵，一時來俺家吃白飯的有上千人!」
我為窮人辯護:
「他們也是餓得沒辦法!」
范克儉舅舅:
「餓得沒辦法，也不能搶明火呀!」
我點頭:
「搶明火也不對。後來呢?」
范克儉舅舅詭秘地一笑:
「後來，後來小樓起了大火，麻稈浸著油。毋得安一幫子都活活燒死了，其他就作鳥獸散!」
「唔。」
是這樣。大旱。大飢。餓死人。盜賊蜂起。
與范克儉舅舅分手，我又與縣政協委員、一九四九年之前的縣書記坐在一起。這是一個高大的、衰敗的、患有不住擺頭症的老頭。雖然是縣政協委員，但衣服破舊，上衣前襟上到處是飯點和一片一片的油漬。雖是四合院，但房子破舊，瓦檐上長滿了枯黃的雜草。還沒問一九四二年，他對他目前的境況發了一通牢騷。不過我並不覺得這牢騷多麼有理，因為他的鼎盛時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當縣書記的時候。不過那時的縣書記，不能等同於現在的縣委書記，現在的縣委書記是全縣上百萬人的父母官，那時的縣書記只是縣長的一個筆錄，何況那時全縣僅二十多萬人。不過當我問起一九四二年，他馬上不發牢騷了，立即回到了年輕力壯的鼎盛時期，眼裡發出光彩，頭竟然也不搖了。說:
「那時方圓幾個縣，我是最年輕的書記，僅僅十八歲!」
我點頭。說:
「韓老，據說一九四二年大旱很厲害?」
他堅持不搖頭說:
「是的，當時有一場常香玉的賑災義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點頭。對他佩服。因為在一九九一年，中國南方發水災，我從電視上見過賑災義演。我總覺得把那麼多魚龍混雜的演藝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沒想到當年的賑災義演，竟是他主持的。接著老人家開始敘述當時的義演盛況及他的種種臨時抱佛腳的解決辦法。邊說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