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從我講起。
我是公元第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華民國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十月成立，所以我呢算是民國出生，共和國長大。
按某種「話語」講，我是「舊中國」過來的人，好在只有半年，所以沒有什麼歷史問題，無非是尿炕和啼哭吧。
現在興講「話語」這個詞，我體會「話語」就是「一套話」的意思，也就是一個系統的「說法」。
「歷史問題」曾經是可以送去殺、關、管的致命話語，而且深入世俗，老百姓都知道歷史問題是什麼問題。
我出生前，父母在包圍北平的共產黨大軍里，為我取名叫個「阿城」，雖說俗氣，卻有父母紀念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戰略成功的意思在裡面。十幾年後去鄉下插隊，當地一個拆字的人說你這個「城」字是反意，想想也真是宿命。
回頭來說我出生前，共產黨從北平西面的山上虎視這座文化名城，雖然後來將北平改回舊稱為北京，想的卻是「新中國」。
因此一九四九年在這個城市出生的許多孩子或者叫「平生」，或者叫「京生」，自然叫「建國」的也不少。一九五六年，我七歲上小學一年級，學校里重名的太多，只好將各班的「京生」「平生」「建國」們調來換去。
2
大而言之，古代中國雖有「封建」與「郡縣」兩制之分，但兩千多年是「郡縣」的延續，不同是有的，新，卻不便恭維。
雖然本無新舊，一旦王朝改姓，卻都是稱做「創立新朝」，那些典禮手續和文告，從口氣上體會，也算另一種「創立新中國」吧。
次大而言之，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若將「郡縣」改為「君主立憲」，也就真是一個新中國，因為這制度到底還沒有過，可惜未成。
這之前四年的甲午戰爭，搞了三十年洋務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得知日本軍艦剛剛換了新鍋爐，節速比北洋水師軍艦的高，在清廷主和以保實力。被動開戰，則我舊中國人民不免眼睜睜看到了清廷海軍的覆滅，留學英國回來的海軍軍事人才的折損。
這刺激比五十四年前與英國的鴉片戰爭要大，日本二十四年前才開始明治維新，全面學習西方。
「戊戌」之後清廷一九零零年相應變法，廢除科舉，開設學堂，派遣留學生，改定官制，準備推行三權分立的憲政，倒也按部就班。
此前一八七二年，已經容閎上議，清廷向美國派出第一批小童公費留學生，其中有我們熟知的一八八一年學成回國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
容閎自己則是一八四七年私費留學美國，入了美國籍，再回上海做買辦。曾國藩委派他去美國買機器，他則建議清廷辦合資公司。
你們看一個半世紀之後，一些拿了綠卡的中國留學生，還是在做同樣的事情，這是有「古典」可尋的。
3
其實清廷有一項改革，與世俗之人有切膚的關係，即男人剪辮子。
也是按部就班，先海軍，因為艦上機器極多，辮子鉸進機器里很是危險，次新軍，再次社會。
男人腦後留長辮，是滿人的祖法。清廷改革中的剪辮，我認為本來是會震動世俗的，凡夫君子摸摸腦後，個個會覺得天下真要變了。
衝擊視覺的形體變化是很強烈的，你們只要注意一下此地無處不在的廣告當不難體會。
不過還沒有剪到社會這一步，一九一一年，剪了辮子的新軍在武昌造成辛亥革命，次年中華民國建立，清帝遜位。以當時四萬萬的人口來說，可算得是少流血的翻新革命。
秦始皇征戰六國，殺人無算，建立一統的郡縣制，雖然傳遞了兩千年，卻算不得善始。
兩千多年後，清帝遜位，可算得善終吧。
凡以漢族名分立的王朝，覆滅之後，總有大批遺民要恢複舊河山，比如元初、清初。
民初有個要復清的辮帥張勳，乃漢軍旗，是既得滿人利益的漢人。另一個例子是溥儀身邊的漢人師傅鄭孝胥。
日本人在關外立滿洲國，關內的滿人並不蜂擁而去。滿族本身的復辟慾望，比較下來，算得澹泊，這原因沒有見到什麼人說過，我倒有些心得，不過是另外的話題了。
歐洲有個君主立憲小國，他們的虛位皇帝是位科學家，因為總要應付典禮實在無聊麻煩，向議會請廢過幾次，公民們卻不答應。保鮮的活古董，又不礙事，留著是個樂子。另一個例子，你們看英國皇室的日常麻煩讓幾家英國報紙賺了多少錢！
設若君皇帝在虛位，最少皇家生日世俗間可以用來做休息的借口。海峽兩岸的死結，君皇老兒亦有面子做調停，說兩家兄弟和了吧，皇太后找兩家兄弟媳婦兒湊桌麻將，不計輸贏，過幾天也許雙方的口氣真就軟了，可當今簡直就找不出這麼個場麵人兒。
不過這話是用來做小說的，當不得真。
4
若說清遜之後就是新中國，卻叫魯迅先生看出是由一個皇帝變成許多皇帝，寫在雜文和小說裡面。
馮玉祥將遜位的溥儀驅逐出紫禁城，中國的近代史幾乎就是一部爭做皇帝史，又是殺人無數。
你們對中國的近當代史都熟，知道孫中山先生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什麼「革命」沒有成功？當然是指革命的結果新中國。相同的「志」是什麼？當然還是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新」一些。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都是當時中國要學習的西方文化里的現代派，新而且鮮。
恩格斯「甲午戰爭」時才逝去，列寧則一直活到一九二五年，而且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震動世界，建立一種從來沒有見過的國家制度，不管後果如何，總是「新」吧？
中國從近代開始，「新」的意思等於「好」。
也就因此，我們看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間的歷次經濟和政治運動，不斷掃除一切的舊，是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這些舊，包括戊戌變法甚至辛亥革命，算算到一九四九年還不夠五十年，從超現實的觀念上來說，卻已經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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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離北京宣武門外的琉璃廠近，小時候常去逛，為的是白看畫。六十年代初，榮寶齋掛過一副郭沫若寫的對聯，上聯是「人民公社好」，下聯是「吃飯不要錢」，記不清有沒有橫批，總之是新得很超現實。不要說當時，就是現在，哪個國家可以吃飯不要錢？
六四年齊白石先生的畫突然少了，幾乎沒有。聽知道的人說，有個文化人買了齊白石畫的一把扇子，回去研究，一面是農田裡牧童騎牛，另一面題詩，最後的一句「劫後不值半文錢」，被認為是齊白石攻擊土地改革的鐵證，報到上面內部定案，於是不宜再掛齊白石的畫。
到了一九六六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橫掃的了，還是要橫掃，竟持續了十年。
6
以一個超現實的新中國為號召，當然凡有志和有熱情的中國人皆會趨之，理所當然，厚非者大多是事後諸葛亮，人人可做的。
這個超現實，也是一種現代的意思，中國的頭腦們從晚清開始的一門心思，就是為迅速變中國為一個現代國家著急。凡是標明「現代」的一切觀念，都像車票，要搭「現代」這趟車，不買票是不能上的。
看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國，你就能由直觀覺出現實與觀念有多大差距，你會問，現代在哪裡？超出了多少現實？走馬觀花，下車伊始就可以，不必調查研究，大家都不是笨人。
但是，看一九六六年的中國，你可能會在「藝術」上產生現代的錯覺。
六六年六七年的「紅海洋」、「語錄」歌、「忠」字舞，無一不是觀念藝術。想想《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可以譜上曲唱，不靠觀念，休想做得出來。你現在請中國最前衛的作曲家為現在隨便哪天的《人民日報》社論譜個曲，不服氣的儘管試試。李劫夫是中國當代最前衛的觀念作曲家。
「紅海洋」也比後來的「地景藝術」早了十年，毛主席像章可算做非商業社會的「普普藝術」吧。
六六年秋天我在北京前門外大街看到一面牆壁紅底上寫紅字，二十年後，八六年不靠觀念是搞不出來的，當時卻很輕易，當然靠的毛澤東的觀念，靠的是「解放全人類」的觀念。
凡屬觀念，一線之差，易為荒謬。比如「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觀念認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樣一種超現實國家的觀念與努力，近十多年來，很多中國人不斷在批判。當然不少人的批判，還不是「批判」這個詞的原義，很像困狠了的一個哈欠，累久了的一個懶腰。
我呢，倒很看重這個哈欠或懶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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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除的「舊」里，有一樣叫「世俗」。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世俗生活被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