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華讀書報》，讀到重評當年的轟動之作。那些話並無什麼新意，只是有人說出來了。讀完一想，評論居然比作品落後了那麼多年，稍稍覺得滑稽。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五·四的開卷之作是《狂人日記》。兩者似乎有點相似，都要「救救孩子」。魯迅的小說不曾那麼速朽。
再想想是要悲哀的，就是《傷痕》、《班主任》這樣的作品，成為文獻中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起點和標尺，一再被選入各種小說集，並且有根有據地載入當代文學史。今天我花了一元錢在舊書店買了本十六年前出版的《醒來吧，弟弟》，翻看著，恍如隔世。其中的包括王蒙所寫的《最寶貴的》，多是不忍卒讀之作。
我不清楚它們在今天有沒有再版。是的，對這一切，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
我無意去批評今人的事後諸葛亮，問題不在於怎麼看那些作品，問題的實質在於——中國當時就真的沒有比這些小說高明的作品嗎？
我相信，它們是存在的。
在《班主任》發表前的四年，1974年，我就讀到了根子的長詩《白洋淀》。
我和我的朋友熱愛這詩熱愛得無以復加，至今依然。可是，它的發表已是1985 年了，在湖南的一個極小的刊物《新創作》上。我不知北島的那篇《波動》是什麼時候寫的，大概也不會太晚。即便愚鈍到如我，在1975年即寫下十年後被評論認為背叛了現實主義的小說《囚徒》。在送出《白洋淀》去發表時，我不知道根子是誰，我非常想為中國的作家們挽回一個聲譽，希望有人出來做鉤沉工作，證實即便在最黑暗的那十年，中國也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儘管職業作家們已不能寫作了，那些還不是作家或永遠不是作家的年輕人寫下過他們的充滿個性的文字。
這樣的作品，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發表《班主任》的年代，都不被發表。作為一個中年老作家，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最先發表的幾篇小說經過編輯部的怎樣的刪改。我同樣記得，當年讀到馬原的《零公里處》和《夏娃》手稿時的興奮。
我很想《夏娃》能發表，但說來說去的，終究是白說。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如今被視為一部經典之作，然而，仔細去翻查它從手稿流傳到終於發表的過程，令人心灰意冷。還有顧城詩歌的走投無路和孫甘露、殘雪謀求發表的辛苦。自然，還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本意絕非和當事的編輯們算舊帳，相反，我對他們非常尊敬，客觀地說，他們還是當年文壇的優秀編輯。但即便是編輯中的優秀者，仍然不能逃脫遺憾的命運。歷史本來是讓他們有過展示輝煌的幸運的，但他們放棄了，只能放棄了。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於是，只能讓一些相對或絕對的劣作充作歷史，只能讓文革時期的文學成為《金光大道》之外的一片空白。這無論對當代文學史還是對中國的作家都是非常不公正的。
我偏激到毫不懷疑，要是當年的那些不被發表的作品能在四人幫倒台時就發表，在寫出來的當時就發表，這個文學史一定會重新寫過，而用不著今天由評論家們去吃力地重寫。例如，那些被習慣地稱作「右派作家」的中年作家和作品，將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其中的一些文章將永遠不會再出現。需要說明的是，我對這些「右派作家」充滿同情和善意，並無取而代之而後快的意思。我只是不恰當地想，他們是可能寫得更自然從容的，無須諱言，對其中的極個別的人來說，可以寫得更正派些。這是當代文學的幸事。但是，假設總顯得有些多餘，因為，作品不發表就沒有社會效用，不能去影響他人的創作。這麼說，他們和我們均失去了一次難得的受影響的機會。
順便說一句，現在，「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快下場了，除去個別的人物，總體呈現頹勢。應該有人來指出他們之間觀念上和藝術上的區別。他們經常是不一樣的。是劃清界限的時候了。等到人影也不見了再做這樣的工作，未免過於幽默了。
一位對編輯工作痴迷到近於發昏的朋友，數年前和我說過一個白日夢。他要將這一部當代文學史重新編過。他孜孜不倦地將雜誌上的小說撕下來，給自己編了一本又一本的小說集。他說他的集子里將不收那些不藝術的作品。我說，你在集子的最後添一個附錄：當代流行小說存目，應該將它們一一收進去。我說你編的是當代小說的寫作史或藝術史，而別人編的是發表史或其他的史，兩者互為參照一定很好看。但是至今沒人給他出版，他的一本又一本的土造的小說集只好留給自己去讀了。多少年後，也許又會有人詫異，我們怎麼會沒有別樣的小說選本，又有人來批評當年的選家是如何地欠缺藝術感。歷史就是這樣的累人。
一個人，如果聰明一些的話，以上的這些話是不必說的。但我一直是很聰明的，這次就不想聰明了。當然，我並不自詡為皇帝的新衣里的那個孩子，隊伍早已走遠，我也只是一隻遲到的烏鴉罷了。令人難過的是，這些話說完了，沒有絲毫的快感。我感到深深的無奈。我沒法明白這中間究竟是誰錯了。我居然荒唐地想，也許，當時的中國讀者，只配看那樣的小說罷。好了，不要再想了，也不要再說了，夜已很深了，明天還有勾當，我應當睡覺了。
1995.1.15
註：據《文論報》1995年1 月15日齊簡《詩的往事》，《波動》寫於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