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愛樂》雜誌記者的談話
時間：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９日
地點：北京
記者：請問余先生哪一年開始聽西洋古典音樂？
余華：我開始聽古典音樂的時間比較晚，今年３月剛剛買音響。以前，也用Walkman聽過一些磁帶，但從嚴格意義上說，應該是今年剛剛開始。
記者：您是一位作家，您認為音樂比小說還重要嗎？
余華：沒有任何藝術形式能和音樂相比。應該說，音樂和小說都是敘述類的作品，與小說的敘述相比，音樂的敘述需要更多的神秘體驗，也就是音樂的聽眾應該比小說的讀者更多一點天賦。
記者：聽說您從買音響到現在，半年多時間，就買了三百多張CD？
余華：確實是如饑似渴，再加上剛入門時的狂熱。實在是有一種買不過來的感覺。
記者：那麼，您現在一天大約聽多長時間的音樂？
余華：我早上起得比較晚，從起床一直到深夜我都聽。只要是可以坐下來靜心聽的時候。到了深夜，我就用耳機聽。
記者：寫作的時候聽不聽？
余華：不聽。
記者：聽說您對柴科夫斯基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
余華：我喜歡為內心而創作的藝術家。在我看來，柴科夫斯基的音樂是為內心的需要而創作的，他一生都在解決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係，所以我尊敬他。如果拿貝多芬和馬勒作為柴科夫斯基的兩個參照系，我個人的感受和體驗可能更接近柴科夫斯基。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所表達的痛苦，是一種古典的痛苦在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我們經常會聽到痛苦的聲音，可在那些痛苦中我們找不到自我的分裂，所以貝多芬的痛苦在我看來很像是激動，或者說在他那裡痛苦和激動水乳交融了。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我最喜歡的是《田園》，《田園》表達了至高無上的單純。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貝多芬代表了18世紀？
余華：貝多芬創造的是一個英雄時代的音樂，因為他不複雜，所以我更喜歡聽他的單純，馬勒音樂中的複雜成份，你在貝多芬那裡很難找到，但在柴科夫斯基那裡可以找到。馬勒和柴科夫斯基其實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我總覺得柴科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
記者：有一種說法，認為柴科夫斯基的音樂里表達的只是他個人的痛苦，而馬勒音樂里表達的是整個猶太民族及世紀末的痛苦，馬勒能在音樂中超越痛苦，而柴科夫斯基卻永遠跳不出來。
余華：一個人和他所處的民族、時代背景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只要完整地表達好一個人的真實內心，就什麼都有了。我聽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不用去了解，一聽就是19世紀下半葉俄羅斯的產物。我覺得柴科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就是因為在柴科夫基的音樂中沒有超越。幹嘛非要超越呢？在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中充滿了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
記者：您認為絕望和超越絕望，這兩者有沒有高低之分？
余華：深陷在絕望之中，或者說能夠超越絕望，這應該是同等的兩種不同的生存狀況。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容易被絕望吸引，這是我更容易被它感動。因為絕望比超越更痛苦，也就是說絕望是一種徹底的情感，而超越是一種變化的情感。柴科夫斯基是把痛苦赤裸裸地撕給人們看，所以我以為柴科夫斯基比馬勒更代表19世紀的世紀末。
記者：你不喜歡馬勒？
余華：應該說，每一個作家的創作情況不一樣，每一個音樂家的創作情況也是各有千秋。杯子和水瓶並沒有好壞之分，說他們有好壞，就過於簡單。馬勒的交響曲中，我最喜歡的就是第九交響曲。當他要傷感地向這個世界告別，當他要表達非常具體的一個活著的個人與死亡的關係時，顯得非常有力量，表達得無與倫比。
記者：您認為馬勒的第九交響曲，是他個人與死亡的對話？
余華：或者說是一種關係，一個活著的人和死亡的交往過程。起先是要抵制，後來才發現，死亡已經給了他一切。這部交響曲由卡拉揚指揮的那個版本，非常感人。相比之下，馬勒的第二交響曲，我覺得缺少情感上的力度。在馬勒這裡，《復活》好象是一種思考或者說是一種理想，一種觀點；而第九交響曲表達的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問題。他老了，心臟脆弱，他要死了，他不可能迴避，也不可能超越，只能面對它。
記者：有人認為，柴科夫斯基就好比19世紀俄國文學中有屠格涅夫。您的觀點呢？
余華：柴科夫斯基一點也不像屠格涅夫，鮑羅丁有點像屠格涅夫。我覺得柴科夫斯基倒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相近，因為他們都表達了19世紀末的絕望，那種深不見底的絕望，而且他們的民族性都是通過強烈的個人性來表達的。在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中，充滿了他自己生命的聲音。感傷的懷舊，纖弱的內心情感，強烈的與外在世界的衝突，病態的內心分裂，這些都表現得非常真誠。柴科夫斯基是一層一層地把自己穿的衣服全部脫光。他剝光自己的衣服，不是要你們看到他的裸體，而是要你們看到他的靈魂。在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中，我們經常會聽到突然出現的不和諧：一會兒還是優美的旋律，一會兒就好像突然有一塊玻璃被敲碎。有人認為這是作曲技法上的問題。但我覺得絕不是他在技巧上出現了問題。他的《洛可可主題變奏曲》，變奏非常漂亮；他的交響曲的配器，層次也非常豐富，我認為他的交響曲是他作品中最好的。他音樂中的不和諧因素，是他的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係的表現，充分表達了他與現實之間的敵對，他的個體生命中的這一部份和另一部份的敵對。柴科夫斯基是一位內心扭曲，或者說是內心分裂的作曲家。他身上其實沒有什麼浪漫，在他同時代的作曲家中，我們很難聽到他音樂中那種尖厲的聲音。它突然出現，打斷甜蜜的場景，然後就變成主要的旋律。在第六交響曲《悲愴》的第一樂章中，主要主題就被這種不和諧打斷過好幾次。中間有一次，已經發展得非常輝煌，突然又被打斷。這主題最後一次出現的時候，已經是傷痕纍纍了，非常感人。這種不斷被打斷，恰恰是現代人靈魂的聲音。一個正常的人，在與現實和自身的關係中屢屢受挫，遭受各種各樣的打擊，最後是傷痕纍纍、破衣爛衫地站在地平線上，揮揮手就要告別世界了。聽到這裡，我都想掉眼淚。有人說柴科夫斯基沒有深度，我不明白他們所指的深度是什麼？
記者：您認為恰恰是這種和諧中的不和諧、不和諧再回到和諧，構成了柴科夫斯基音樂中的深刻性？
余華：柴科夫斯基的深刻在於他真實地了解自己。一個人真實地了解了自己，也就會真實地了解世界，又因為真實地了解了世界，也就無法忍受太多的真實。就是這種分裂式的不和諧，柴科夫斯基的音樂才那樣感人。要是沒有這種不和諧，他很可能成為莫扎特的翻版。
記者：您認為柴科夫斯基的莫扎特之間，有什麼聯繫？
余華：莫扎特是天使，而柴科夫斯基是下地獄的罪人。我的意思是說，莫扎特的音樂是充分建立在和諧的基礎上的音樂，他的旋律優美感人，而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在旋律上來說，也同樣是優美感人的。因為柴科夫斯基有罪，所以他的音樂常常是建立在不和諧的基礎上。有人說莫扎特是超越人世，其實他是不懂人世，天使會懂人世嗎？而柴科夫斯基是因為對人世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他必須下地獄。
記者：您認為柴科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指的是他的情感狀態嗎？
余華：我覺得柴科夫斯基比馬勒更像自己，或者說對自己的了解更徹底。柴科夫斯基是從他自身出發，也就是從人的角度進入社會，而不是從社會出發來進入人。有人認為柴科夫斯基淺薄，是不是因為他的痛苦太多了？其實馬勒音樂中痛苦的呻呤不比柴科夫斯基少，奇怪的是沒有人說馬勒淺薄，是不是因為馬勒在音樂中思考了？是不是還有他向著宗教的超越？馬勒音樂中的宗教顯然又和布魯克納音樂中的宗教不一樣。馬勒的音樂其實有著世俗的力量，宗教似乎是他的世俗中的一把梯子，可以上天的梯子。所以馬勒音樂中的宗教很像是思考中的或者說是精神上的宗教，我覺得布魯克納音樂中的宗教是血液中的宗教。
記者：要是柴科夫斯基與勃拉姆斯相比呢？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公認為是充滿了理性思考深度的，你怎麼認為？
余華：勃拉姆斯讓我想起法國新小說派的代表人物羅布－格里耶，這樣的比較可能貶低了勃拉姆斯。勃拉姆斯的交響曲給我的感覺是結構非常嚴謹，技巧的組合非常非常高超，他差不多將海頓以來的交響曲形式推向了無與倫比的完美，雖然偉大的作曲家和偉大的作家一樣，對結構的把握體現了對情感和思想的把握，可是勃拉姆斯高高在上，和我們的距離不像柴科夫斯基那樣近。
記者：勃拉姆斯相比之下，是不是比較掩飾或者壓抑自己的情感，去追求結構和德國式的理性思考？
余華：勃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