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與現代漢語差別相當大，在大家日常都用現代漢語的時候，給別人講文言或自己讀文言，因為生疏，會感到很多困難。困難中最大的一種是文言作品常常用典（也稱「用事」「隸事」）。典故的出處成千上萬，如果不知道出處，有很多就不能理解或不能確切地理解。人所知有限而典故無涯，因而通曉典故的困難就比較難於解決。本文自然也不能提供什麼靈丹妙藥，只是想談談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些粗略情況，希望對於初學的人能夠有些幫助。
一
先說說什麼是用典。用定義的形式說是：用較少的詞語拈舉特指的古事或古語以表達較多的今意。看下面的例：
（1）（趙明誠）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2）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林則徐《答龔定庵書》）
（3）吹竽已濫，汲綆不修。（馬端臨《文獻通考序》）例（1），「分香賣履」是引用陸機《吊魏武帝文》引魏武帝遺令的古事，以表達掛心身後的私事。例（2），「如履如臨」是引用《詩經·小雅·小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古語，以表達環境特別艱險。例（3），「吹竽已濫」是引用《韓非子·內儲說上》南郭處士吹竽的古事，以表達無才而勉強充數；「汲綆不修」是引用《莊子·至樂》「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的古語，以表達學識淺陋，難當大任。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所謂用典要具備三個條件：一、引古以說今；二、古事或古語是特指的；三、言簡而意多。按照第一個條件，歷史性的敘述，本意就在介紹古事，不是用典。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第二個條件，古事或古語是特指的，因為這牽涉到用典和非用典的分界問題。這個問題很難處理，因為明確的界限是沒有的。俗語說，千古文章一大抄，我們說話，寫文章，小至一字一詞都是過去就有的，這不也是用古嗎？關鍵就在於所謂古是不是特指。例如我們說「駑馬」，心中只想到「才能平常」，這不是特指，所以不算用典；說「駑馬十駕」，心中想到《荀子·勸學》，這是特指，所以算用典。這樣，從理論方面說，界限像是清楚了；不過碰到具體語句，那就未必沒有麻煩。常見的麻煩有兩種：一、古事或古語凝縮為常用詞語（包括成語），如行李、賭東道、一鼓作氣，就來源說是典故，可是用的人幾乎都不會想到它們的老家《左傳》，這算不算用典呢？不好說。二、語句相似或相同，如王羲之《蘭亭集序》「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與劉琨《答盧諶書》「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句法相似，是不是引用呢？也難說；再如鄭板橋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說「吾其長為農夫以沒世乎」，話很平常，用在這裡很順適，這是不是引用楊惲《報孫會宗書》中的「長為農夫以沒世矣」呢？自然只有問鄭板橋才知道。總之，用典與非用典的界限並不是處處都清楚；對於這類交界地方的不清楚，除了安於不求甚解以外，恐怕沒有什麼好辦法。
二
文言常常用典，因為文人喜歡用典。喜愛而成為癖好，於是提起筆來就想擺弄一下肚子里的古董。其結果是典故不只充斥於詩文，而且泛濫到詩文以外。詩文之外用典，常見的有人名，如劉知幾，用《易經·繫辭下》「知幾其神乎」；孟浩然，用《孟子·公孫丑上》「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胡三省，用《論語·學而》「吾日三省吾身」。有地名（包括園亭齋室等），如桃源縣，用陶淵明《桃花源記》；松江縣別名雲間，用《世說新語·排調》陸雲所說「雲間陸士龍」；拙政園，用潘岳《閑居賦》「此亦拙者之為政也」；滄浪亭，用《孟子·離婁上》「滄浪之水清兮」；遂初堂，用孫綽《遂初賦》；知不足齋，用《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有書名，如《雞肋編》，用《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二十四年注引《九州春秋》所記楊修語「夫雞助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齊東野語》，用《孟子·萬章上》「齊東野人之語也」；《管錐編》，用《莊子·秋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其他可以類推。
這樣喜歡用典是為什麼呢？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個大概是炫學，以為不這樣就不夠典雅，不能顯示自己有學問。這種心理可以舉黃山谷為代表，他推崇杜詩韓文，因而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再如王荊公，學力深，魄力大，常常目空一切，可是看到蘇東坡詠雪的詩，其中「玉樓」「銀海」引用道書，卻大為讚歎。其次，有不少人底子厚，古書熟，提筆表意，古事古語羅列眼前，因而隨手拈來，並不在意就用了典。再其次，隨手拈來慣了，用典成為輕車熟路，不用反而要費力。再再其次，到用典成為風氣的時候，有些人就會覺得，有的篇什，用典寫出來比不用典好玩，如蘇東坡《次韻黃魯直嘲小德》詩，通篇用小老婆典，用意就是這樣。此外還有個重要的理由，有時候用了典，表達效果可以更好（這一點留待下節詳說）。
喜歡用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炫學，這刻薄一些說是想吹牛，其結果自然會出毛病。病之一是可不用而強用，弄得生硬彆扭。這一點前人早有評論，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十二引《洪駒父詩話》：「世謂兄弟為『友於』，謂子孫為『詒厥』者，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山花皆友於。』退之詩：『誰謂詒厥無基址。』韓杜亦未能免俗，何也？」又如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詠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為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為耶？宜其為《提要》所譏也。」病之二是競用僻典，鑽牛角尖，使人讀了不知所云。古書，有常見的，有罕見的；就舊時代說，有一般讀書人都讀的，有一般讀書人不讀的。常見都讀的書，如經傳、先秦諸子、前四史等，其中的事迹和語句，讀書人差不多都熟悉，引用和閱讀自然輕而易舉。平心而論，輕而易舉當然是優點，可是由意在炫學的人看來卻是個缺點，因為不能顯示自己鶴立雞群。怎麼辦？辦法是避熟就生，到一般人不知或不讀的，如佛書、道書、雜史、筆記、小說、偏僻文集等典籍里去找材料。這樣搜索來的奇貨，一般人看見莫名其妙，要待識寶的異人來了，買賣雙方才會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這種莫逆於心的故事，歷代筆記里記載不少，只舉一例，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上：「晏殊嘗進牡丹詩，表云：『布在密清之囿，『密清』二字，人多不曉，蓋用《東京賦》中語：『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我獨知」，這一點點樂趣顯然是用「他人皆不知」的巨大代價換來的。
三
用典，即使不是僻典，也總是與歇後語甚至謎語有相似之處，肚子里古董不多的人讀了，難免要問：「此話怎講？」《南史》記一件事就正好說明這種情況，卷十三《彭城王義康傳》說義康淺陋，有一次問袁淑多大歲數，袁淑說「陸機入洛之年」。義康不解，說：「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可以直說而曲說，勞人發問，這應該說是用典的致命傷。這樣評論，昔人聽了會以為太過分；那就算說給今人聽也好。今人接觸古籍的機會不多，讀文言，直說的語句尚且感到隔膜，何況看到語句，要暫且放下，先到自己沒有去過的地方查尋出處，然後回來領會意義呢？說話，寫文章，是為了人家了解，用典的結果是難了解，這就成為作繭自縛。解救自縛的一個好辦法是自解，如顧亭林作詩，典故的出處常常用自注的形式說明，這很好，可惜這樣自解的人太少了。關於用典難解的弊病，昔人也不是沒有同感。因為有同感，所以舊時代有成千上萬的人把畢生精力耗在注釋工作上（舊注主要是引古證今）。注釋是個苦事，要博；可是不管怎樣博，總難免漏，或者踏破鐵鞋無覓處；甚至注錯（顧亭林《日知錄》卷二十七指出不少）。這是用典弊病的發展，殃及池魚。用典的弊病如此之大，所以有的人就持反對態度。其輕者是說用典未必好，如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七：「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如《西昆酬唱集》中詩，何曾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為追配少陵，可乎？」進一步是說不用典反而好，如《人間詞話》卷上：「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於此見。」更甚者是形諸嘲罵，如《苕溪漁隱叢話》卷四十八引《類苑》：「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屍。」
以上說了些用典的壞話。但這只是一面，還有另一面的優點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可以分作五項來談。
1．文化是連續的，人生在任何時代都要繼承，傳授。古事古語是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既要繼承，又要傳授。在繼承傳授中提到、利用，不只是自然的，也是當然的，或說是合法的。如果我們因其是古典而就不用，那麼近典呢？例如魯迅著作及其他經典，難道可以反對引用嗎？容忍近而不能容忍古是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