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中午，陽光從厚厚的雲層里透過，悶悶熱熱的照著這片廣場。
我們還在古斯各，等待著去瑪丘畢丘的火車。不看見那個地方是不肯離開秘魯的。
無盡的等待，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煎熬，就如那永不停歇的雨水，慢慢在身體裡面聚成了一份全新而緩慢加重的壓力。旅程在這古老的城市中暫時中斷了。
這個大廣場是一切活動的中心，因為它的寬暢和清潔，便是每天坐在同一個地方望它，也是不厭的。這一日我坐在大教堂最高石階的上面，托著下巴靜靜的看人來人住，身邊一隻總是自己跑來找我的小白狗。廣場上兜售土產的人很多，大半全是印地安的婦女和小孩，男人便少見了。
「印地安人」這個字眼，在中文裡沒法另找代用字，可是這種稱呼在他們中間是不可用的，那會被視為是極大的侮辱。他的出現是平凡的；身上一件灰撲撲的舊西裝，米色高領毛衣，剪得髮根很短的老派頭髮，手中一隻方硬公事包——卻是個中年印地安人。
曬太陽的遊客很多，三五成群的聚在廣場上。只因他手中不賣任何貨品，卻向一個一個遊客去探問，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每見別人總是聽不完話便對他搖頭，他還是道謝才去，便使我的視線跟住他的腳蹤不放了。
古斯各的人，在對人處事上，總帶著一份說不出的謙卑和氣，這種情形在厄瓜多也是一樣的。只因他們全是安地斯山脈的子孫。
也是這份柔和安靜而溫順的性格，使得當年印加帝國的版圖由現今阿根廷、智利的北部、玻利維亞、秘魯、厄瓜多的全境，伸延到哥倫比亞的南方才停止。印加帝國用一種社會主義的嚴厲手段統治了這一片高原不同的民族近四百年，直到十五世紀初葉，卻被西班牙的征服者用一百八十個士兵便佔了下來。
比較之下，印加帝國仍是又老實了一步。
廣場上那個拿手提箱的人一直在被人拒絕著，一次一次又一次，他卻不氣餒，步子緩緩的又向另一個遊客走上去。看來不像討錢的樣子，每一回的失望，使我的心便跟著跳一下，恨不得在這已經幾十次的探問里，有人對他點一下頭。
雨，便在同樣的正午，撒豆子似的開始落了。廣場上的人一鬨而散，剩下遠遠的提著公事包的男人，茫茫然的站在空地上。
我坐在石階背後是教堂的大木門，躲小雨是個好地方，再說，雨來的時候，便套上了桔紅色的一大片塑膠片，又在教堂的門環上斜撐了傘。
這一來，坐著的地方即使在雨中，也是乾的了。也許是水中的那一塊桔紅色過分鮮明，遠遠的身影竟向我走了過來。
我釘住那人漸走漸近的步子，感覺到巨大的壓力向我逼上來，這人到底在要什麼？
還沒有到能夠講話的距離，那張已經透著疲倦而淋著雨絲的棕色的臉，先強擠出了一個已經賠出過幾十次卑微的笑容來。
我的心，看見他的表情，便已生出了憐憫。
「日安！」也不擦一下雨水，先對我鞠了一躬。「坐一下吧！這裡還是乾的！」我挪了一下身體，拍拍身邊的石階。
他不敢坐，竟然嚇住了似的望著我。
那隻勢利的小白狗，對著來人狂吠起來。
既然我已是他廣場上最後的一個希望，就當在可能的範圍里成全他了。
「請問你喜歡音樂和舞蹈嗎？」他問。
我點點頭，撐著的傘推開了一些。
「我們，是一個民族音樂舞蹈團，想不想看一場精彩的表演呢？」這幾句話，也說得怪生澀害羞的。「你也跳嗎？」我問他。
「我吹『給諾』！」他非常高興的樣子，急急的回答著我。給諾便是一種印地安人特有的七孔蘆笛，聲音極好聽的。「音樂家呀！」我笑著說。
想到這個可憐的人還站在越下越大的雨里，我不敢再多扯下去。
「多少錢一張票？」趕快問他。
「不多的，才合三塊美金，兩小時不中斷的表演，可以拍照——」
他緊張起來，因為價格已說出來了，對我又是貴不貴呢？「給我三張。」我站起來便掏口裝，裡面的秘魯零錢折算下來少了一千，也就是兩塊美金左右。
不願意當人的面到背後暗袋中去提錢，我告訴他錢暫時沒有了。
「那麼你晚上來的時候再補給我好了。」他遷就的說，竟連已付的鈔票都遞上來還給我。
「這些當然先付了，晚上再補一千，好嗎？」眼看是個沒有生意頭腦也過分信任他人的藝術家，好不容易賣掉了三張票，怎麼連錢都不知要先收下的。「我們的地方，有一點難找，讓我畫張地圖給您！」他打開公事包，找了白紙，蹲在雨中便要畫。
「票上有地址就找得到。您淋濕了，快去吧，謝謝了！」兩個人彼此又謝了一回，他離去時我又喊：「別忘了我欠您的錢呀！」
回到宿舍去找米夏和埃度阿托，他們都不在，我便下樓去看電視新聞去了。
看得專心，頭上被雨傘柄剝的敲打了一下。「做秘魯人算羅！我們部長講話，傻子聽得像真的！」我見是埃度阿托這麼說，便笑了起來。
「晚上請你看民族舞蹈！」我搖搖手中的票子。「請我？做秘魯人一輩子了，還看騙遊客的東西？再說晚上那種狂雨酷寒，誰願去走路？」
「才三塊美金一張呀！」我說。
旅行中，三塊美金實在不能做什麼，再說古斯各花錢的地方太多，一張大鈔出去便化了。
「這個路要是再不修好，我們是被悶死，連觀光客做的事情都會跑去了，民族舞蹈，唉——」埃度阿托又說。「不去瑪丘畢丘我是絕不走的。」
為了對那座失落迷城的疾心，一日一日在等待著雨歇。旅館內的早餐不包括在房租里，當然不敢再去吃了，外面便宜的吃飯地方太多了。
「票買了，到底去不去呢？」我又問。
「這算一個約會嗎？」埃度阿托笑嘻嘻的說。「神經病！」罵他一句，還是點頭。
「好，晚上見！穿漂亮一點啊！」他走了。雖然請旅館傍晚六點鐘一定喚我，又開了鬧鐘，又託了米夏，可是還是不能睡午覺。
索諾奇這種東西，別人發過便好，可是我每天午後仍是要小發一場，不得不躺下。
「緊張什麼嘛！就算去晚了，也不過少一場舞蹈！」米夏說。
「我想早些去，把欠錢補給人家，萬一開場一亂，找不到人還錢，晚上回來又別想睡了！」
「他那裡會逃掉的，你頭痛痛傻啦！」米夏說。「那個人吹吹笛子會忘掉的！」我仍堅持著。吵吵鬧鬧，黃昏已來了，而我的頭痛並不肯好一些。風雨那麼大，高原氣溫到了夜間便是突降，埃度阿托說他要看電視轉播足球，無論如何不肯出門，賴掉了。「你要跟去的哦！是工作，要去拍照！」我威脅米夏，只怕他也不去。
那個市場地區白日也搶，晚間單身去走是不好的，舞蹈社的地方大致知道在那附近了。
多餘的票白送給街上的行人，大家看了都說不要，好似我在害人似的。
也沒吃晚飯，冒著大雨，凍得牙關打結，踏著幾乎齊膝的泥漿，與米夏兩人在風裡走到褲管和鞋襪透濕。其實我也是不想看這種觀光表演的，誰叫欠了人的錢，失信於人這種事情實在做不出來。
到了地址的門牌，裡面悄無聲息，推開了鐵門，一條長長的走廊，每一扇門內都有人探頭出來。
「看跳舞嗎？再往下走——」有人喊著。
經過一家一家的窗戶，裡面的人放下了煮菜的鍋子，張大著眼睛，望著我們穿過。
難道看錶演的人如此稀奇，也值得那麼張望嗎？他們每晚都在表演的啊！
彎彎曲曲的走到了底，一扇毛玻璃門被我輕輕推開，極大的劇場廳房竟然藏在黑冷的走廊盡頭。
沒有人開燈，近兩百個全新的座位在幽暗中發著藍灰色的寒光。
看看米夏的表正是六點三十分——票上寫的開場時間，而裡面是空的。
我們不知如何才好，進退兩難。
回到走廊上去站著，這才看見白天的印地安人匆匆忙忙的進來了，看見我們，慌忙道歉，跑著去開了全場的燈。「其他的客人還在吃晚飯，請你們稍稍等十五分鐘，不然先去對面喝杯咖啡再來好嗎？」
他的臉是那麼的疲倦，那身舊西裝已經全濕了，說話的口氣儘可能愉快有禮，可是掩飾不住那份巨大的悲愁。「早晨欠的另一千先給您！」我說。
「啊！謝謝，不忙的！」他彎了一下腰，雙手來接鈔票。
三個人難堪的對立著，大家都不知說什麼才好！「真的，我們的票，全賣給了一個旅行團，他們在吃飯，馬上要來了——」
「我們去喝杯咖啡再回來，不急的。」我拉了米夏便往外走。
臨行還是託了那人一聲：「第三排靠走道的位子請留下給我，別給人佔去